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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中天，籍贯湖南长沙，1947年生人。1965年，高中毕业的易中天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插队，后来考取武汉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易中天长期从事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于文学、艺术、美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均有涉猎。作品有《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与女人》、《读城记》、《品人录》、《书生意气》、《破门而入》、《艰难的一跃》等随笔体学术著作，还写了诸多杂文，甚至还写小说。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百度贴吧里有个“易中天吧”，易中天的拥趸们，有人自称“意粉”，也有人自称“乙醚”。那么，易中天是做什么的？
   
    　　乍看起来，易中天似乎什么都做，他很忙。2005年的他，除了在全国各地演讲以外，还出了一本新书，赢了一场官司。
   
    　　新书《帝国的惆怅———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与人性》才出版4个月就卖了5万册。
   
    　　官司赢了。2004年8月，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海默编写的《中国城市批判》一书，因为抄袭了易中天《读城记》一书4600余字，被易中天告上法院，索赔26.8万元人民币。经调解，易中天的索偿额降到人民币110元，意谓“著作权维权110”，这场官司最终以庭外调解告终。
   
    　　十年前，易中天开始琢磨如何让学术走进市场、走进社会，所以写了许多看起来不那么“学术”但反响很大的文字。写作之外，易中天还广泛参与各类社会活动，因长期关注中国当代城市的发展与建设，易中天甚至被人称为“城市规划家”、“城市观察家”。自然会有“不务正业”的质疑。
   
    　　2006年，易中天将一如既往地忙———他将再度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合作，在电视上讲一年“三国”。在《百家讲坛》上的历史上，一个人一讲就是一年，这还是首次。
   
    　　有机会忙成这样，易中天“道行”何在？《帝国的惆怅———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与人性》一书的热销，大概可以提供一些线索。
   
    　　该书也可以算作是易中天第一次与央视《百家讲坛》合作的结晶，其中部分内容以《百家讲坛》“汉代人物风云”系列讲座为模板，通过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与人性的冲突，解读帝国体制的来龙去脉，历朝历代改革派的命运沉浮……
   
    　　历史成败，系于制度
   
    　　记者：现在很多人研究历史，事实上的着眼点却在于现实，比如吴思的“潜规则”。你的兴趣是什么？
   
    　　易中天：我的兴趣是刨根问底。比如黄仁宇先生说，中国古代的问题在于以道德代替法制；而我要回答的是，为什么会以道德代替法制，这是我的兴趣所在。至于如何以法制代替道德，这不是我要做的事儿。
   
    　　不客气地说，现在很多史学著作中材料罗列很多，但没有灵魂，没有线索，与其说是史学著作，不如说是史料学著作。
   
    　　这个灵魂和线索，我认为就是逻辑，所谓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打个比方，一粒种子种下去，接下来会生根，发芽，长枝，长叶，开花，结果……这个过程就是历史。一切过程已经埋伏在种子里了，我的研究就是把种子里面的基因找出来。
   
    　　记者：在《帝国的惆怅》里你讲述了晁错、王安石等历史上的改革者，这些改革往往都以失败告终，为什么？
   
    　　易中天：历史上的改革者，用黄仁宇先生的话说，不是身败就是名裂，或者是身败兼名裂。这些悲剧人物能够反映出我们这个民族走过的路，能够总结出我们今天必须避免的东西，这就是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历史上的改革表明，发展到最后，成败不取决于一两个人，而取决于制度。比如王安石的改革。宋神宗受过西夏和辽的屈辱，一直想对西北用兵，但是国库里没钱。大家都想增加财政收入，司马光主张节流，王安石主张开源。王安石很清楚，司马光的节流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你要抗衡一大批权贵和既得利益者。司马光也很清楚，王安石增加国库收入的办法，最终只能盘剥老百姓。
   
    　　司马光、苏东坡反对王安石，但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王安石的青苗法，本来是一种很好的法，可不下指标，青苗法就推不动；一下指标，地方官员为了完成指标就不顾一切。最后的结局是个悖论，两难。王安石虽然有机会变法，但最终还是失败了。
   
    　　所以我说，不管什么朝代，改革派失败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制度设计。如果那个时候能够做到王安石上台，司马光监督；司马光上台，王安石监督，那他们推行改革时就不会大刀阔斧，而是小心谨慎。中国的经验表明：改革不能大刀阔斧，只能循序渐进。
   
    　　记者：这个历史结论就是你对现实问题的方略吗？
   
    　　易中天：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我认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一定是有历史感的，一个伟大的人物也一定是有历史感的，我们割不断历史。
   
    　　我认为，解决问题的前提是要弄清楚问题何以产生，否则就只能治标不治本。想治本就要研究“本”。我不指望我的著作能解决现实问题，只指望为那些试图解决现实问题的人提供历史的依据和参照。
   
    　　人性的概念我说不出来
   
    　　记者：有人认为，你在《百家讲坛》之所以受欢迎，主要是因为你“大话”历史的表达方式能够有效地还原历史现场感。
   
    　　易中天：我的想法就是还原历史，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情境是很重要的，比如人到了五星级酒店肯定不会随地吐痰、扔烟头，因为整个环境会给你一种文明的暗示和压力。我是学文学出身的，我觉得面对历史，首先要去感受它的血肉和肌理，其次才谈得上研究。
   
    　　很多研究历史的人，把历史当作一具尸体，放在解剖台上，用解剖刀一点一点地切割，取出肾脏、肝脏、心脏来研究。这也许是一种方法，但我不太喜欢。
   
    　　记者：对你进入历史、解读历史的方式，有人认为属于“戏说”。另外，你能确定你还原的历史现场和历史细节就是真实的吗？
   
    　　易中天：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要求，第一个被枪毙的不是我，应该是司马迁。没人说《史记》不好吧？汉武帝时代的历史，我们且认为是司马迁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但是在此之前的那些故事，包括人物的对话、语气是从哪里来的？我请这些批评我的人回答这个问题。
   
    　　不管历史怎么发展，有一条是永恒的，那就是人性。所以我有个说法：秦时明月汉时关。不管是秦时的关、汉时的关、唐时的关、宋时的关，这些关都会变，但明月不变。明月就是永恒的人性。所以，我讲历史的方式可以总结成四句话：“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性。”最后落脚在人性上。
   
    　　记者：能否大致描述一下，您所认为的人性是什么概念？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的人性，有哪些最突出的、与众不同的特点？中国的哪些文化品质具有跨越时间、超越地域的恒久价值？
   
    　　易中天：有人问圣·奥古斯丁，时间是什么？圣·奥古斯丁说，时间我是知道的，但要我说是什么，我就说不上来了。同样，你问我人性是什么，我是知道的，而且恐怕地球人都知道，但问我人性是什么概念，我就说不上来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人性是相同的，也是永恒的。历史是会变化的，人性是不变的。历史的条件变了，人性的表现也会变。怎么变呢？你看书好了。
   
    　　我们的先哲都在寻找不变人性的基本特征。比如孟子就列了四条：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恻隐之心就是“仁”，羞恶之心就是“义”，恭敬之心就是“礼”，是非之心就是“智”。所以孟子说，仁义礼智，“我固有之也”。就是说，这四条，是永恒的、共同的人性。但这只是儒家的看法，未必正确，所以这是个难题。
   
    　　记者：五四以来对于“民族性”的反思，疑点颇多。有人自称秉承五四精神，甚至从人性层面对中国人、中国历史、中国文化进行了否定。我想，任何一门严肃的人文学科，也不会将落后归咎于人性的低下。如何在既保持反省精神，又不过分自虐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易中天：人性和国民性是两个概念。所以不同文化的人，他们的人性仍然是基本相同的，但文化性却未必相同。文化是什么？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都要生存，都要发展，这就是“同”。如何生存，如何发展，却有不同的方式，这就是“异”。人性相同，文化相异，这就叫“求同存异”。求同存异就是“和谐”。所以你问的那个平衡点，我看就是和谐。什么是“和谐”呢？和谐就是“多样统一”。首先是“多样”，然后是“统一”。如果没有“多样”，那就不能叫“和谐”，也没有“统一”，只能叫“单一”了。“单一”不是我们民族追求的目标，也不是理想境界，而是通向死亡之路。我们的先哲早就说过：“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就是说，只有多样，才有生命力。如果一点不同方式、不同形态、不同声音都没有，大概就该死了。
   
    　　那么，“多样”又如何“统一”呢？很简单，就是统一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因为这是文化之本，也是人性之根。但如何生存，如何发展，却可以而且应该有不同的方式。没有不同方式，那不叫“统一”，叫“一统”。统一是好的，一统是不好的。
   
    　　笑容可掬地严肃着
   
    　　记者：您曾经提到过“妙说历史”，那么妙说和正说、戏说有什么区别？
   
    　　易中天：最常规的是“正说”，比如《三国志》和《大唐西域记》，正说公信性比较强，但读来枯涩乏味；最流行的是“戏说”，比如《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但其中想象成分是显而易见的。
   
    　　真实的不好看，好看的不真实，因此要有一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办法我以为就是“妙说”。所谓“妙说”，就是历史其里，文学其表，既有历史真相，又有文学趣味。
   
    　　妙说，首先作者得有趣，有文学修养，有体验历史、品味历史、把握历史情调的能力。文学是人学，史学也是人学。所以，要想理解历史，必须参透人性。研究历史也好，讲述历史也好，都必须“以人为本”，以民族的文化心理为核心。以人为本，历史才是有意义的。以民族的文化心理为核心，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才可能变得鲜活起来。这些鲜活的故事和生命将促使我们反省历史，反省社会，反省人生，反省自己，于是趣味之中就有了智慧。
   
    　　记者：你自认为达到了哪个境界？
   
    　　易中天：我不戏说，戏说就是不把历史当回事。我们只能说是笑容可掬，比较活泼（笑）。我实际上还是正说。历史本来是怎么样的，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们还是按照历史本来的面目来说，只是说得有趣而已。
   
    　　记者：有人把你和黄仁宇、李亚平等人的书称作“另类历史”，虽然走红畅销，但不严谨不严肃，说你们像写小说一样写历史，有可能会导致失实和误解。你怎么看？
   
    　　易中天：做历史呢，有一个说法就是，史才、史识、史胆，我加一条，史感。史感实际是一种对生活、对人、对人性的一种体验能力。因为生活本身是鲜活的，历史原本也是鲜活的，而且真正的史学上的大家们写的东西都是鲜活的。司马迁就不用说了，你再去看看马克思写巴黎公社的《法兰西内战》，多么生动鲜活！
   
    　　为什么我们做历史研究一定要做成八股文呢？不只是历史，很多东西都是这样，比如哲学，文艺学，美学……而且认为这就是正宗和正统。我当然没资格批评他们，可是我可以不跟你玩吧？
   
    　　被某些历史学者不屑一顾的所谓“另类历史”卖得这么好，应该是有原因的。这至少说明，历史不是少数所谓历史学家的事，而是人民大众的事。因此应该用人民大众最能接受的方式来表述，而不是几个历史学家之间的自娱自乐。
   
    　　“惆怅”是“终结”的外编
   
    　　记者：因为这些年积极参与城市文化建设，你曾经被南方某周刊评为“知道分子”的候选人，你怎么看？
   
    　　易中天：我一贯认为，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完全是两回事，人文学科研究的终极目的是每个人的幸福。作为一个人文学者，你有责任让你的学术、研究成果走近社会、走近大众、走近生活，所以我的口号是“为人生而学术”。
   
    　　记者：你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好像有某种延续，比如从《品人录》、《书生意气》到《艰难一跃》、《帝国的惆怅》，都是按说古论今的方式一路连贯下来的，现实性和针对性都很强，强调知识分子的责任与功用，对你来说，这些书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
   
    　　易中天：写《品人录》时我就觉得，中国文化和政治，是难解难分的，是互为因果的。政治在中国文化中，甚至是主宰性的要素。所以在《品人录》中，我就挑选了五个大家熟悉的悲剧性人物，试图揭示中国文化、中国传统社会和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当中的那些问题。
   
    　　要把我们自己的问题说清楚，那么你必须有一个参照系。对我们来说，参照系有两个，一个是古希腊城邦，再一个就是当代西方的共和制，而共和制度当中最典型的莫过于美国。恐怕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发自内心地蔑视美国吧？一个两百多年历史的国家，它是如何崛起的，难道这样一个国家崛起的经验不值得我们国家、我们中华民族来借鉴吗？我写了《艰难一跃———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的反思》，结果这本书卖得不好。（笑）
   
    　　此时我就可以回过头来看我们自己了，我已经写了一本书，叫《帝国的终结》，这本书已经在香港三联出版社出版了，内地目前还没有。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要读大量的书，一边读书一边做读书笔记，这个读书笔记就是《帝国的惆怅》。
   
    　　记者：等于说《帝国的惆怅》这本书是《帝国的终结》的一个边角料。
   
    　　易中天：不要说得这么难听（笑）。可以说“终结”是理性的，“惆怅”是感性的：“终结”是正编，“惆怅”是外编。
   
    　　记者：《帝国的终结》是怎样的一本书？
   
    　　易中天：《帝国的终结———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批判》大概有六章。第一章是“天下一统”，第二章是“中央集权”，第三章是“伦理治国”，第四章是“官员代理”，第五章是“内在矛盾”，第六章是“走向共和”，后来改了，大概叫“共和之路”。
   
    　　永不破产的手工作坊
   
    　　记者：听说你还要给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一年的“三国”？
   
    　　易中天：对，我现在所有的工作都搁下了，专门做这个演讲。不过要说清楚，是讲“三国”这段历史，不是讲《三国演义》。
   
    　　记者：你是不是很在意电视的影响力？
   
    　　易中天：这是一个多好的大舞台啊。《百家讲坛》为什么会力推我？节目的负责人跟我讲，是我的平等意识和态度。
   
    　　他们把前去做演讲的人分为几种讲法；站着讲、坐着讲、蹲着讲，一屁股坐在地上讲，走到观众席里面讲。最不好的是居高临下地训人，这种态度是很不好的。
   
    　　记者：你现在越来越像余秋雨了，比如你当上了政协委员，频繁参加包括“成都秋季房交会”等在内的各种社会活动；在报纸、电视上抛头露面越来越多，还参加许多《魅力城市》、《魅力名镇》等电视台的活动。你不怕人家说你是学术明星吗？
   
    　　易中天：这些年我在书斋和社会之间出出进进，除了与电视台合作，也经常参加一些地方活动，不是指点江山，只是出点小主意。我参与这些事情是为了保持和现实的联系，同时我也要守住自己学术研究的大本营，偶然出去逛一下也算调剂生活、体验生活吧。
   
    　　学者和电视台的对接，做好了是“双赢”，学术扩大了传播范围，电视提高了文化品位；做坏了就是“双输”，学术失去了自身品质，电视失去了广大观众。在这一点上，我要向余秋雨致敬，毕竟是他迈出了参与社会建设的第一步。但必须声明，我们两个是很不一样的，请不要混为一谈。
   
    　　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骂我的人肯定有，我接近于“耳顺”了，所以有人骂我，第一我听不见，第二我听见了也无所谓，尽管说。现在我往往希望听到批评，而不是赞扬。说句实在话，表扬的话听多了，会翘尾巴，还是夹起来的好。我现在应该做的，就是“鼓起劲头做事，夹起尾巴做人”。
   
    　　记者：很多人文学者都认为自己有能力从政，你有过这想法吗？
   
    　　易中天：学者应该清楚，自己操盘十有八九是要失败的。社会应该有分工，鱼与熊掌不可得兼，你总要有一个选择。我以前担任过武汉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最后我发现，我还是更合适做研究。
   
    　　还有朋友开了公司，请我做他的总经理，被我谢绝了，我说我去跟你打点，你会赔本的（笑）。我觉得做一个文化个体户比较好，昨天晚上我还跟企业家在一起，我说你比我钱多，可以呼风唤雨，将来你到我那里去，我只能请你吃小菜。但是我有一条你比不上，我是永远不会赔的，我永远不会破产，我本人就是一个永不赔本、永不破产的手工作坊。
   
    　　记者：有两个易中天，一个是在大学里当教授，做学术谋生的；另一个是社会活动家，积极参与社会文化建设；既可以风月无边，也可以指点江山，哪个形象更是你本人？
   
    　　易中天：哪个都是，因为都真实。其实我认为不管你做什么，做官，做生意，做学问，做工，做农……首先是做人。做人也有分别，有人做给别人看，有人做自己。前者会很痛苦，后者很潇洒。
   
    　　我做自己，我首先要求自己是一个有趣的人，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上，主持人问我：你自我意识了50多年，自我确证了50多年，应该给自己一个说法了吧？
   
    　　其实我不想这么早就给自己写“悼词”。不过他要问，那就说吧！我给出的说法就是，我好歹还是一个好玩的人。
   

          (张英/《南方周末》）

有句老话，叫“男怕选错行，女怕选错郎”。

当然，这是从前。现在不怕了。选错行可以改行，选错郎也可以离婚么！不过，改行毕竟费事，离婚也很麻烦。能不改不离，最好。

何况还有改不了离不掉的。就算改得了离得掉，那损失也无法追回，那影响也无法消除。夫妻双方是会相互影响的。康德甚至说一对夫妻相处日久，就连相貌都会变得接近起来，让人觉得对象对象，当真“一对就像”（其实是他们的言行举止神态表情都有了共同的情调）。面如此，而况乎心？遇人不淑，那可真是后患无穷，岂是含糊得的？

读书也一样。

读书当然不等于娶妻嫁人，非得“从一而终”，一辈子厮守不可。换一种书或一类书来读，也不像离婚改行那么困难，更没有什么道德问题。但这决不等于说读什么书是无所谓的。书的意义，有时比配偶还重要。因为一个人一旦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往往就终身爱读甚至只读某一类书。这些书会影响他一辈子，甚至决定他走什么样的道路，有什么样的思想等等。比如毛泽东，依我看就是线装书读多了。如果多读些翻译书，情况只怕就会两样。

即便书不等于偶，至少也近于友吧？读什么书，也就是交什么人。古人云：“不知其人而视其友”。依我看，也无妨说“不知其人而视其书”。要了解认识一个人（当然是指那些断文识字多少读点书的人），只要看他平时都读些什么书，也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甚至能猜出他的朋友都是些什么人。如果架上多为有思想有品位有份量的著作，自然“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相反，如果终日里尽读些不三不四的玩艺，则其人也难免会有些不三不四。不是说他人品一定不好，至少其品位就很可疑。

人总是愿意有些品位的。提高修养和品位，也是不少人读书的目的和动机之一。如果读来读去，品位没提高，反倒弄得俗气了，岂非南其辕而北其辙？

这就要有所选择。

选择也不易。谁来选，怎么选，都是问题。按照导师和准导师们的选择照单全收是不行的。那个靠不住。媒体上的排行榜当然也靠不住。就算是什么“影响世界历史的××本书”，也未必就是最佳选择。过去影响了世界历史的，现在就一定还影响？再说影响世界历史，又关我们什么事？说到底，读书毕竟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自己的事，怎么能让别人来包缆？岂非“包办婚姻”？《中华读书报》的记者在调查“名著导读”一类书籍的销售情况时，一位读者张先生就明确表示他不读，因为感觉像是“第三者插足”。“导读”之类的“循循善诱”尚不能接受，况乎“越俎代庖”的替人选书？

那么，自己来选又如何？也很困难。一个人，如果从来就没读过书的，他怎么知道该挑哪类书、哪种书、哪本书？要想学会选择，而且选得不离谱，除非他读过很多。

其实答案也就在这里：要学会选书，必先多读书。观千剑而后识器。判断力和鉴赏力都是从实践中产生出来的，读书也不例外。因此，初读书时，最好什么书都读，就像结婚之前先广交朋友，然后再从容选择一样。不要才见了一个，便忙不迭地“定了终身”。树木后面是森林。一叶障目尚且不可，如果那“叶”还是败叶，岂不更糟？

书读得多了，就有了选择。这倒不是说从此就只读一种书或一类书了。周国平先生说：“读书犹如交友，再情投意合的朋友，在一块耽得太久也会腻味的”（《人与书之间》）。其实岂止是会腻味，只怕还会造成思想的偏颇和心胸的狭窄，大非所宜。所谓“有了选择”，只不过是有了品位；所谓“有了品位”，也不是说从此只读“雅”的，不读“俗”的，而是说有了判断力和鉴赏力，知道好歹了。好歹和通常所谓雅俗不一回事。自命风雅者，往往其实是“恶俗”；向为专家学者流不屑一顾的“俗物”，却没准反倒“大雅”。是雅是俗，全看你有没有品位。没有品位，便是《浮士德》或《红楼梦》，也能让他讲得俗不可耐。

品位只能来自阅读的经验。读的多了，自然也就知道好歹。这就要博览群书。而且那“博览群书”的“博”，还不仅是数量的“多”，更是品种的“杂”。朱光潜先生说：“你玩索的作品愈多，种类愈复杂，风格愈纷歧，你的比较资料愈丰富，透视愈正确，你的鉴别力也就愈可靠”（《文学的趣味》）。所以，终身只读一种书或一类书是不妥的（哪怕这些书确实品位高雅）。它虽然能造成品位的纯正，却也难免趣味的偏狭。想想看吧，山间小溪固然清纯，却何如泥沙俱下的江河，广纳百川的大海？一个读书人，如能有此胸襟，大约也就不怕“选错行”或“选错郎”了。

倘若无此可能，恐怕也只好挑那公认的经典名著来读。读经典名著，虽然没准会读成个“书呆子”，却肯定不会读成个“二皮脸”。此外，年轻人多读点古书，老年人多读点新书，也是办法之一。青年思想活跃。读点古书，并无碍其创新，反倒能增其厚重。老年最忌僵化。多读些新书，就能保证“生命之树常青”。即便弄得“老夫聊发少年狂”，也没什么不好。但无论老少，最好还是博览群书，什么都读一点。

那么，就不怕看花了眼，或者变成“野狐禅”么？不怕。择书如择偶，又毕竟不是择偶，其实不妨寻花问柳，见异思迁，“阅尽人间春色”的。何况，“野狐禅”也是禅么！只要能悟得“无上正等正觉”，修成“正果”，管他什么禅呢！

或许有人要问，如果我读了一辈子书，觉得读什么都好，并没有什么“最”喜欢或“最”合适的，又将如之何呢？当真这样，我就要说，你作了最好的选择。你想，一个人，一生中时时有爱情，处处有朋友，岂非幸福？

当然，最好是，每个时期都有新朋友，却也有几个可以终身交往的老朋友。少年夫妻老来伴。人到晚年，能有几本心爱的书为伴，而且常读常新，该是多么值得欣慰的事？

那可真是“幸甚至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