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心理的博客

城市形象包括许多方面，它的建筑、街道、风景名胜、文化教育，以及市民的行为举止、衣装打扮等。作为一个心理工作者，我讲一讲心理建设与城市形象的关系。
      城市如人，也有情绪，因而我提出城市情绪一词。到一个城市，如同去见一个人，它的情绪好不好，即使一直说不清楚，但也一定能感觉到，并会影响你的决定，要不要在这个城市多留一阵，要不要成为这个城市的一员，要不要为这个城市做一点事，等等。如果城市情绪恶劣，来访者自然觉得不受欢迎，甚至担心有什么不测，就要赶紧溜之大吉。
      我曾在波士顿住过两年，这个城市的情绪不错，有两个经历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第一件事，有一天我乘地铁到市区，大概因为有体育赛事的缘故，车厢里人比平常多。我站在人群里，偶尔注意到身边有一个胖胖的青年，他表情紧张，鼻尖上有汗粒，象是在刻意忍受着什么。不一会儿，那个青年突然张开口呕吐起来，周围有七、八个人的身上都被溅上了呕吐物，最严重的是一位衣冠楚楚的中年人，他的全身都粘满了。地上一大滩呕吐物，酒气四周漫延。我观察周围人的反应。呕吐发生时，大家让开一个空地。接着有人递过来一叠报纸，把地上的呕吐物盖起来。很快人们又安静起来。接着周围有人尝试着关心那个青年醉酒的青年感觉是不是好一点了，但没有人说责怪的话，或愤慨指责那个青年。到了站，那些被溅了呕吐物的人也下车了，看不出有什么愤怒的表情。按我惯常的理解，总觉得这事没完。因而我下车后还在那里停留了一下，想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但分明是，人们一个个都下车了，离开了，像一切都没有发生一样。那个衣服被溅满呕吐物的健壮中年人，已经把上衣脱了下来，拎在手里，走在人流里，看他的表情，似乎没事一样。
       第二件事，我去波士顿不久，生了一场病，是肾结石，急病发生在凌晨四点，同学打了求救电话之后，很快就来了警车，来了救护车，还来了消防车。救护的过程不去说它。在后来的几个月里，我有几次去医院接受持续的观察，经历了一个使我感到温馨的治疗过程。在医院里，不管你到哪一个窗口开药取单，或者到哪一间办公室办手续，工作人员都会先问好。经过一道道手续，到了医生那里，医生从办公室里走出来，握手、问候，然后诊断，整个过程中一边跟你交谈，让你在不知不觉之中完成了治疗程序。离开医院，从停车场离开，那个在门口把横杆升起来的工人，也会相当豪爽地跟你打一个招呼：Have a nice day! 或Good luck！

       城市要有好情绪，需要对城市的负面情绪进行疏导，不然负面情绪会累积起来，导致不适当的行为。骑车在马路上，稍有磕磕碰碰，就会惹起一场不愉快；到一个部门去办事，工作人员的态度好像你是去找他麻烦。你找别人办事不顺，你为别人办事也有气。这样，大家都气不顺，碰一下就冒火。我们的城市就没有好情绪了。
       每一个人，每一个城市，每一个社会，每一个国家，都会有问题。但每一个人，每一个城市，每一个社会，每一个国家处理问题的方式会不一样，这一点非常关键。例如，我在波士顿期间参观过不少社会服务机构，它们是大多是非政府和非赢利机构，但它们做了许多政府力所不及的事，在帮助这个城市处理非常多的麻烦问题。例如，我参观过一个机构叫Boston Ten Point Coalition。这个机构成立的缘起是，三十年前，波士顿的少年犯罪问题十分严重，原因大多是一些贫穷社区的孩子受的教育不够，没有得到社会的关注，他们游荡于街头，从不务正业到实施犯罪。波士顿地区的几间教会和警察局联合起来，通过各种方式帮助青少年，解决他们的问题，疏导他们的情绪，促成他们的个性成长。因为有良好的效果，这个机构的经验被推广到全国。我还参观过一个简朴的爱心之家，是由几个退休妇女办起来的，他们得到了一点政府的支持和一点民间的捐款，利用自己的房子，接纳一些流浪的和身有残废的人。她们告诉我，这些人在这里有了一个家，有些人也是在这个家里死去的。但他们死得有尊严，象人一样死去，周围有人陪伴着离开人世，而不是象动物一样死在街头野地。我还在香港参观过突破机构，也是一个非赢利机构，他们调动各种资源去从事各样服务工作，特别是心理辅导与青少年训练方面，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城市不仅有可供观瞻的外部形象，它还有一个诉诸于感觉和体验的心理环境。城市如人，需要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需要通过多重途径自己的不良情绪得到疏导，积压不伸的情绪往往是犯罪的温床，这会玷污城市形象。媒体报道许多犯罪案件，每一个案件之后，都存在长期累积没有得到疏导的负面情绪。法律对犯罪行为进行制裁，这是不够的，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尽可能消除导致犯罪的情绪因素。在南京直面心理中心，带着各样情绪困扰的人前来求助，首先是在情绪上得到了疏导，决定不再选择极端的、冲动的方式伤害自己和伤害他人，例如，有人因受不公平待遇，有人因被恋人抛弃，本来要对他人实施报复或毁灭自己，结果做出了理性的选择。心理辅导就是进入人的生命，帮助当事人处理内部的各样创伤经验所累积的负面情绪，实现一个内在的转机，使生命迈向健康成长，充分实现自己的价值。

在“人生旷野路，逃避或直面”和“从病榻到生活”这两篇文章中，我分别叙述了对一位患了抑郁症的弟兄进行的两次辅导。事实上，整个辅导过程持续了一年多时间，个体辅导（当事人的妻子亦参与其中）加上小组辅导，共有二十余次，其间经历了多次反复，当事人终于慢慢克服了他的抑郁症状，开始投身于生活。新年之后，当事人与其妻子前来向我报告了这个令人欣喜的消息，它让我们相信，抑郁症并非不可医治，只要我们有信心，有耐心，能够坚持。本文将结合其中的一次辅导，介绍一下艾利斯的“理性--情绪疗法”在抑郁症辅导中的应用情况，以期对正在中国教会探索和发展的教牧辅导带来一点启发。
 
内心的完美欲求
在一次面谈中，当事人讲到一些年前曾经发生的一件事，给他造成了很深的刺激。情况是这样的：当时有一位著名歌星在当事人的家乡举办一场演唱会，许多人都去看演唱会，他也跟着去了。他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全场的人都轰动了，几万人都围着那个歌星，我觉得他非常不了起，非常了不起，但是我身上很难受，我受不了……”。
我问当事人：“你觉得他非常了不起，为什么又会感到难受呢？”
当事人难以言明这样的感受，只是说：“我不能承受这样的刺激。”
经过分析发现，当事人内心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要受人赞赏，受人捧场，成为众人关注的中心。但在现实中，他发现自己是一个普通人物，心里虽不甘愿，但又无从实现，只能把这种愿望压抑下去，让自己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以免引起内心的冲突和痛苦。但在那一天，歌星被众人拥戴的场景一下子把他内心隐藏的欲求挑了起来，给他造成了强烈的反差和刺激。对这种难以言表的感觉，当事人用的是躯体化的方式加以表达：“我身上非常难受”。这种无意识的冲突到了严重的程度，可能导致心理的和精神的症状。如果一个人抱着一种完美的欲求，在现实中又找不到实现它的道路，这种既要求完美又无法实现的冲突会损坏他的内在动机，使他在心理和行为上选择放弃。当这种放弃的倾向持续时间较长，程度较深时，就形成了抑郁症。如果一个人把这种无法调解的冲突转移到一种无意义的反复行为上，如反复洗手、反复关门，或让两个观念在头脑里反复辩论等，试图通过这样的行为来确保某种东西万无一失，这时他便发展出了强迫症。再如一个人无法实现自己内心的欲求，转而走入虚幻一途，用幻想来安慰自己、满足自己，以至他终于以假当真地认为自己就是著名歌星，或者相信自己权倾天下，富甲一方，智力超绝，或者干脆认为自己就是皇帝、总统，或上帝，这时他陷入了一种精神症状，我们称之为妄想症。
心理治疗的临床经验发现，许多类型的心理症患者，内心的欲求十分强烈，他们追求十全十美，凡事顺遂己愿，要求成为被关注的中心。这种欲求可能根植于人性的本能层面，而个体的某些特别经验会对之起到刺激和激发的作用。例如，一个人在幼年时期受到过度宠爱和保护，这种幼儿的体验可能盘踞在内心，成为一种难以割舍的强烈欲求，使他在日后的生活中，不管现实条件如何，坚持要求得到这种宠爱和保护，如果在生活中得不到满足，他宁愿放弃生活，也不放下内心的欲求，去寻找一条合于现实的路。相反的情况可能会造成同样的问题。如果一个人在幼年时期受到过度忽略，关爱缺失，甚至遭到歧视、殴打、抛弃，他内心被爱的需求从来没有得到适当的满足，这又会在他内心形成一个空缺，使他到了成人时期会用这个空缺回应生活，例如，极端要求被关爱，成为众人拥戴的对象。辅导者需要了解一个人性的基本事实：人会受到某些潜意识因素的影响，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受到潜意识的控制。如果一个人幼年经验中的创伤、缺失、扭曲没有在后来的生活中得到补偿性的医治、修补、纠正的话，它们可能在他的内部变成一种强大的盲力，控制当事人，使他难以适应现实环境，难以找到适当的方式去满足自己的需求和实现自己的价值。进而，因为在现实中遭遇一连串的挫败，当事人会变得心灰意冷，凡事倾向放弃，让自己长期呆在一种“我没有办法”的状态里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抑郁症状。
在面谈过程中，当事人反映，他心里本来想做一些事情，也有自己的想法，但总觉得自己做事不如人家，结果什么都不想做了。因为不能让自己脚踏实地地去做力所能及的事，他就不能从做事中获得乐趣和价值，也无法在现实建立起一个真实而肯定的自己。相反，他总要跟人比较，因为非要完美不可（以便比别人更强），只要有一点不足，他就贬低自己，使自己变得越来越自卑，乃至自我放弃。辅导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总在跟人比较，他会忽略自己的需求，忘记自己的责任，慢慢丧失做事的内在动力，结果会因为“我没有别人做得好”而放弃一切。原来，抑郁者的内心有强烈的欲求，这种欲求如此极端，如此要求完美，以至于他们不能接受自身的局限，总想拥有别人一切的好处。但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追求它只会让一个人疲惫不堪，直至放弃，进入抑郁状态。结果，他无法让自己成为完美的人，反而把自己变成了有病的人。辅导中，我试图帮助当事人学会接受自己，让他意识到人生的一个关键：一个人不是为了跟人比较、要比别人更强才做事，而是为了成为自己而做事。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要苦口婆心地讲一大堆空洞的道理。作为教牧辅导者，我们需要学习一些心理辅导与治疗的观念和方法，把它们统合到教牧辅导的实践中去，这会产生好的效果。但需要说明的是，方法不是一切，谁在使用方法，以及怎样使用方法，可能比方法本身更为重要。还有，对心理治疗方法的借鉴，可以是统合的，而不是生搬硬套的。在具体应用某种理论方法之前，教牧辅导者需要先建立一个良好的接应系统，如，找到与之相符的圣经依据或资源，使之适应于教会的信仰与需求，特别是，辅导者所借鉴的心理治疗理论方法应切合当事人本人的具体情况。
有一种心理治疗方法叫“理性--情绪疗法”，临床心理治疗者普遍反映，它对抑郁症的辅导或治疗具有相当好的效果。我在对本文当事人的辅导过程中，曾借鉴了理性--情绪疗法中的某些观念与策略。本篇文章将结合辅导中的具体应用情况对之做一个最基本的介绍。
 
                      理性--情绪疗法
理性--情绪疗法的创导者是艾利斯（Albert Allis），他的基本观点：人的思想、情绪和行为之间是交互影响、相辅相成的关系，但思想（认知）起主导作用。可以这样看它的作用过程：生活中发生了一件事，人对这件事有自己的理解或解释。这种理解和解释，就是艾利斯所说的“自我谈话”。“自我谈话”是一个人情绪与行为的指标，即，一个人在怎样理解某件事情，他就会按自己的理解对那件事情做出相应的情绪和行为反应。良好的理解会产生良好的情绪和行为，不良的理解会导致不良的情绪和行为。心理症状的根源就是人的思想（理解，认识，自我谈话）存在问题，问题的本质是“不合理”或“非理性”，艾利斯称为“非理性的思考”。因此，心理辅导或治疗的关键就是帮助当事人改变非理性的思考或思维方式，学习用新的观念和价值来判断和理解事情，直至产生新的情绪与行为。
艾利斯认为，不合理的思维方式有这样一些基本特征：
1）绝对化要求，即要求事情必须按自己的意愿发生。如，“我必须得到他人的喜欢与称赞”，“一个有价值的人绝对应该在各方面都比别人强”等。如果一个人持有这样的信念，他就很容易陷入情绪困扰，因为客观事物并不听命于人的要求或命令。
2）过分概括化判断，即是一种以偏概全、以一概十的思维方式，表现为遭遇一点失败或挫折，就觉得全盘皆输、前途渺茫；或者，犯一点错误，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不可救药。
3）灾难化反应，其表现方式是，发生了某一件不好的事，就觉得非常可怕、非常不幸，仿佛世界末日来临了，以至陷入恐慌、悲观、绝望、焦虑的情绪体验里。
4）自损性思维，持这样的思维方式的人，往往对自己有完美要求，如果事情做得不像他要求的那样好，或者没有得到别人的称赞，他会对自己说，“我是个无用的东西，是个窝囊废！”
以上这些不合理的思维方式，在基督徒身上也会有，甚至会以各样的形式表现在我们的信仰系统里。例如，有些基督徒会强求自己完美无缺，犯了一点错误，便整天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担心上帝随时会降下惩罚，以至他再也看不到一个爱与宽恕的上帝。还有的基督徒生活在“罪”观念的重压之下，整天贬低自己，要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时才觉得信心好，肯定自己的价值就等于骄傲，就是罪。这时，他看不到，在基督教信仰里，“罪”里面有希望，有救赎；看不到人的生命内部有上帝的形像，而这是生命价值的依据。因此，教牧辅导者可以借鉴理性--情绪的方法，帮助当事人去处理这些不合理的思维方式。

 

A代表的是刺激事件，即当事人所遭遇的当前事件，或者曾经遭遇的事件。B代表一个人对发生的事件的看法或信念。C代表产生的情绪和行为结果或反应。一般人认为是发生了某件事情——A，导致了一个人的情绪反应或行为反应——C。例如，人们总是这样理解事情：一个青年失业了，所以他抑郁（情绪反应）。或者，有一个人自杀了（行为反应），因为他失恋了。但艾理斯不这样看。他认为，是一个人对事情的看法——B，才真正导致他的情绪和行为后果——C。因为人会产生怎样的情绪和采取怎样的行动，是由他的信念来主导的。因此，我们这样看，那个青年之所以情绪抑郁，真正的原因不是他失业了，而是他对失业持有很悲观的看法。另一个人自杀了，不是因为失恋，而是他对失恋的看法所致，如：“她不要我了，这说明我很无能，我这样无能的人谁都不会喜欢的，我只有死路一条”。A、B、C之后是D，它代表“驳斥干预”，即辅导的工作。一个失恋的人并非只有自杀一途，辅导者可以帮助当事人驳斥其不合理思维，建立新的“自我谈话”，如：“她拒绝了我，这让我感到难过，但并不是说一切都完了。她不爱我，也并不表明我一无是处，也许我们并不合适，也许将来我会遇到合适的人……”。接下来，辅导就进入了E的阶段。E 指的是辅导效果，表明当事人在获得和使用合理的自我谈话之后，产生了效果。效果会导致 F——即新的情绪型态或行为选择，当事人不再感到严重的焦虑或抑郁，他产生了适当的新的感觉，开始选择用新的态度去面对生活，对事情做合理的阐释，因而也不会选择自杀，而是用更合理性的行为方式去应对生活。
理性--情绪辅导模式的基本过程是这样的：辅导者可以先向求助者讲释ABC模式，让他通过这种认知模式渐渐认识到，是自己造成了问题，而不是环境、事件、他人，并且要求他对自己所造成的问题负责，而不是把一切原因推到自身之外，自己什么也不承担，因而什么也不要改变。辅导者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先帮助当事人辨析他的思维，或者说，他的自我谈话。例如，激励当事人反省，在他遭遇刺激事件和感到焦虑、抑郁或愤懑时，会对自己“说”些什么。例如，辅导者可以问当事人：“当……的时候，你心里在对自己说什么？”然后，根据当事人的回答，进一步帮助他分析哪些属于合理思考，哪些属于不合理思考。弄清哪些是不合理思考之后，辅导者再帮助当事人与不合理思考进行辩论，直到最后达到以合理思考取代不合理思考这一目标。
同样发生的事情，让一个人感到非常痛苦，而让另一个人并不那么痛苦，人与人的区别在B这个部分。生活就是发生了一些事情，你在怎样理解它们，以及在怎样对它们作出回应，就属于B的职能范围。一个人生活过得不幸福，并不是因为他缺少幸福的条件，而是因为他对生活的理解出现了问题。
 
                        B——辅导工作的平台
B是什么？就是一个人内部进行的自我谈话，就是一个人在遇到事情的时候，他在内心里对自己说什么。一个人惯常使用的自我谈话，就形成了他的思维方式。认知倾向的心理治疗者相信，一个人在怎样理解他的生活，他就会过怎样的生活，因为他会按自己的理解对人对事做出相应的情绪和行为反应，这些反应所产生的后果就累积而成他的生活现状或生命光景。抑郁者过的是消极的生活，因为他对生活的理解是消极的，甚至是宿命的；而针对抑郁症的辅导，首先就是帮助当事人改变他对生活不合理的消极看法，然后对人与事做出合理的、积极的情绪和行为反应。可以说，辅导者的工作平台就是B这个领域。本质上，理性--情绪疗法是“以理服人”，但这并不是说辅导者要讲大量的道理。我常常强调，辅导的真正功夫是在细节上面。有一句话说“细节决定一切”，成熟的辅导者会领会其中的意味，而经验不足的辅导者总想用“道理决定一切”，反而会破坏辅导的效果。因此，在教牧辅导过程中，我们需要把理性情绪--疗法的策略或方法具体应用到一些重要细节上，这会带来本质上和整体上的良好效果。
策略之一：让当事人了解他的自我谈话。
我向当事人介绍了艾利斯的ABC认知模式之后，会进而帮助他辨别自己的情绪（恐惧、抑郁）和行为（逃避、卧床）的背后有什么样的非理性思想。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辅导者引导当事人去做这样的探索，直到找到那些在背后起作用的非理性观念。为了引导来访者，辅导者可以用这样的句式提问：“当……时，你心里在对自己说什么？”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当事人并不真正明白你的意思。因此，我给当事人举了一个例子。实验心理学家作了一个实验，把一只狗放在一个装置里，狗在里面不断受到电击，它的反应是，在装置里四处奔走寻找出口，以便从这个让它难受的困境中逃出去。但是，这个实验装置里没有设置出口。这是实验的第一个阶段。到了第二个阶段，这只狗被放在另一个类似的装置里，相同的情况是，它所到之外还是不断受到电击，不同的是，这个实验装置里设置了出口，如果狗在里面寻找的话，就一定会找到出口从这里逃出去。讲到这里，我问当事人：“在你看来，狗在第二个装置里会不会寻找出口？”当事人回应说：“不会。”我问：“为什么不会？”当事人回答：“因为它在第一个装置里寻找过，但没有找到出口，它会以为第二个装置里也没有出口。”实验的结果果真就是这样。到了第二个装置，在受到电击的情况下，狗的行为反应却是躺在地上哀鸣，不再尝试去寻找出口。这种情况被一个叫塞里格曼（Seligman）的心理学家称为“习得性无助”，并用来解释抑郁症的本质。意思是说，这只狗在前面一个装置里学习到了一个经验，当它遇到类似的情境时，这个经验就会在它的头脑里对它说话：“这里没有出口，何必白费力气呢？”讲到这里，我对当事人说：“你看，这就是狗的‘自我谈话’，当它置身于第二个实验装置的时候，它对自己说了这样的话，就不会再去尝试寻找出口了。”接着，我试图用“当……的时候，你心里在对自己‘说’什么？”这个句式来探索当事人情绪与行为背后的信念系统。
我问：“当你躺在床上不动的时候，你心里会对自己说些什么，以致几年来你都这样躺在床上？”
当事人回答：“我告诉自己，没有办法。我害怕跟人打交道，不想跟任何人说话。我的性格是遗传的，我父亲也是这样，一年到头都不会跟家里人说上几句话。”
我说：“嗯，听起来你的解释很合理，你似乎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理由。这样一来，你就可以不去跟人打交道了，也不用跟家人说话了。但是，‘假如我从床上下来……’会怎样？”
当事人：“假如我从床上下来，家人会让我出去工作，我又得跟那些人在一起干活，他们会嘲笑我，觉得我没有用，我觉得这太丢人了……”
我说：“是的，这些都是你心里对自己说的话，是它们让你一直这样躺在床上……”
探索发现，心理症状背后是一个出了问题的“B”系统，反映的是当事人总在对事情做出不合理的解释。从这个角度看，症状可以说一堆累积的逃避理由，它的基本话语是“我没有办法”或“事情不可能改变”。做了这样的合理化解释之后，当事人相继的行动就是躺在床上不动，不再尝试改变。
策略之二：与非理性信念辩论。
在鉴别出情绪和行为背后非理性信念之后，辅导者可以帮助当事人与他的非理性信念进行辩论。基本上说，辩论包括一“破”一“立”这两个步骤。“破”是指动摇和破坏当事人的非理性信念。“立”是指帮助当事人建立合理性思维。“破”的方法如：
1）质疑式提问，即针对当事人某个不合理想法提出质疑，让他意识到这个想法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以达到消解或颠覆它的目的。举例来说，当事人在接受一些次的辅导之后，开始按我的要求尝试下床去做一点事情，但他内部的非理性思维的力量还非常强大，随时都会瓦解他的某个现实行为。有一天，他去帮姐姐家搭建一个小厨房，到了那里，发现有许多人在场，立刻觉得头晕得厉害，浑身冒汗，活没有干好，只好找了一个借口逃回自己的家，重新躺在床上。当时，使他选择逃避的背后是内心里的一个自我谈话：“那里的每个人都用那种蔑视的眼光看着我，嘲笑我这么没用。”针对这个非理性思考，我向他提问道：“你怎么知道别人都在蔑视你、嘲笑你？”类似的问法还有，“你有什么证据支持这一信念吗？”或者，“你这样想的理由是什么？”需要注意，在进行质疑式提问的时候，要把握好时机和分寸，做好必要的铺垫。辅导者在跟被辅导者建立了信任关系之后再应用质疑式提问，会比较合宜。还有，质疑式提问需要针对当事人的具体情况。例如，当事人因为自己做错了某件事，他会觉得自己很失败，把自己贬低得不堪，自此不敢再做尝试。这种情绪背后总有一个非理性信念：“我绝对不可以失败，如果失败了，一切都完了，每个人都会嘲笑我的”。这时，辅导者可以提问：“是不是别人都可以失败，而你绝对不能失败呢？”
2）夸张式反诘。针对当事人的错误归因，辅导者可以使用夸张式反诘。有一个普遍的极端思维是错误归因，即把问题的起因归结为发生了某事，无限夸大该事件的作用，认为是它导致了一切。因而，唯一的解决的办法只有消除那个发生的事件，但因为发生的事是不可能消除的，困扰便产生了，并且长期维持着。我遇到一位求助者，她表示，十年来她无法跟人正常交往，以至觉得活着都没有意思了，原因是十年前她在一本书上读到这样一句话：“跟人交谈时，眼睛要看着对方，否则是不礼貌的”，自此不敢见人。对此，我应用了夸张式反诘：“你的意思是说，书上的那一句话让你十年来都不能跟人正常交往，那句话简直像符咒，完全把你控制住了，以至你的一切都是由它来决定，是它在决定你能不能跟人交往，甚至，是它在决定你要不要活下去？”同样，针对本文当事人的某些情况，我也使用这种方式。如，针对当事人的“没有办法”，我问道：“你是不是想告诉我，不管你在生活中遇到什么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躺到床上去？只要躺到床上，不管什么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它简直成了你的法宝？”这里同样需要说明，使用这种夸张式反诘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辅导者与受辅导者之间建议了良好的关系，当事人充分明白，辅导者这样提问不是有意讽刺他，而是真诚地想帮助他。
3）辨析。这是一个相对复杂一些的方法。它要求辅导者在一个过程中完成以下任务：（1）帮助当事人识别或分辨什么信念是合理的，什么信念是不合理的；（2）证明为什么某一信念是合理的，另一信念是不合理的；（3）分析为什么合理的信念不会导致情绪困扰，而不合理的信念会致情绪困扰。我尝试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当事人有一个观念：他的问题是性格造成的，而性格是从父亲那里遗传来的，性格是不可改变的。通过辨析发现，当事人所说的“性格与遗传”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而是一种不合理的信念，目的是为了逃避改变，维持症状。接着，我试图让他了解一个合理的观念：性格形成中的文化影响作用。我们的辨析过程涉及到这样一些方面：一，当事人的父亲身上有哪些东西“遗传”给了他？当事人表示，父亲不大跟人说话。二，这种“遗传”是不是注定的？有没有这样的可能：父亲不大跟人说话，但他可以尝试去跟人说话？当事人表示，有时候他能做到。三，如果说遗传，父亲和母亲身上有哪些积极方面有没有“遗传”给他？当事人渐渐看到父亲和母亲身上有一些好的方面，但他没有做到。四，当事人本人为人之父，他身上的哪些思想、情绪和行为正在“遗传”给他的女儿？当事人反省说，女儿正处于性格形成的时期，他的思维、情绪和行为方式中的某些不良因素正在对女儿的成长造成不好的影响。五，当事人可不可以用一些新的思维、情绪和行为方式去影响女儿，让女儿得到一些好的“遗传”？当事人表示，这是可能的，并举例说，有一次，他帮助女儿做手工，女儿很高兴，还有一次，他带女儿来南京旅游，女儿开始跟父亲亲近，他也很高兴。六，可不可以这样说，你可以决定父亲身上的哪些东西可以影响你，你作为父亲，也可以决定用你身上的哪些东西去影响女儿，是吗？当事人表示，这是可能的。
“立”的方法如：
1）语义精确法：这其实是一种话语管理的方法。理性--情绪疗法认为，思维是用语言表达的，语言会对思维起到一定的塑造作用，通过规范语言表达，可以影响一个人的思维，进而影响其情绪和行为反应。理性--情绪疗法中有一套要求语义精确表达的替换训练，如，把“必须”换成“想要”，把“绝对”换成“可能”，把“要是……就糟糕透了”换成“要是……就很遗憾”等，目的是帮助来访者用比较合理的思维来评价事件和表达情绪。在辅导过程中，我会要求当事人管理自己的语言，特别是不合理的消极表达，例如，把“我绝对做不到这一点”换成“这一点做起来可能有困难”，把“所有的人都不喜欢我”换成“有些人不喜欢我”，等等。
2）替代性选择：非理性信念的本质之一是极端化思维，例如，认为凡事只有一个原因，也只有一个解决办法。理性--情绪疗法有一个基本观念是，生活中没有绝对，因此，辅导的一个主要倾向可以称之为“去绝对化”，其方式是，当当事人陷入绝对和唯一的极端思维时，通过替代性选择的方法让他看到多种可能性和多样化选择。例如，“让我们来探索一下，除了你所说的这个原因之外，还有没有其它的原因？”或者，“你觉得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但是，你看，似乎还有其它一些解决办法，例如……”。
3）去灾难化：针对来访者“糟糕可怕至极”的信念，治疗者常采用一种“去灾难化”的办法。江光荣在《心理咨询与治疗》中举了这样一段对话为例：
访：要是我考不上大学，那真是糟糕可怕至极，我不敢想象……
咨：但你能想象！请告诉我，会发生的最坏事情是什么？
访：我妈妈会非常伤心，我感到没脸见人，我将不会有好前途。
咨：很好！让我们先看你妈妈会怎样伤心。她会伤心得哭上一场？
访：可能。
咨：哭一天一夜，不歇气地哭？……她会哭上十天半月？她会不想活了？
访：（笑）
咨：你瞧，糟糕至极的意思是彻头彻尾的糟，可怕，百分之一百零一的可怕！事实上呢？
访：（笑）我把事情夸大了。
的确，我们在辅导中可以用某种夸张的方法，把当事人认为非常可怕的事情推至一个显得有点滑稽可笑的地步，这往往会起到一笑而化之的去灾难化作用。同样，我有一次接待一位求助者，他向我反复表达这样一个担忧：他头脑里出现某一个不正常的念头会使他控制不住采取某种可怕的行动，结果会导致他进精神病院。在他重复了许多遍之后，我问：“你总说要到精神病院去，我在想，是不是你从前有一个恋人进了精神病院，她约你每天到那里跟她会面？”当事人听了，一怔，后来笑了。经过一些次数的辅导之后，当事人走出了自己的心理困难，有一次打电话来向我表示感谢，还特别提到在某次辅导中的这个“幽默”。
除上述的认知策略之外，还有其它一些方法，如布置理性--情绪疗法的家庭作业，角色扮演，等等。
 
                       “合乎理”——上帝的辅导
在我看来，信仰是B系统的最高层面或最深层面，其中含有丰富的资源可以帮助生命发生至深的领悟与改变。从辅导的角度看圣经，我们眼中的上帝是一位伟大的辅导者，他的辅导中反映了人类所能探索到各种辅导资源，包括理性--情绪疗法的某些观念和策略；或者，人类所探索出来的各种心理辅导方法，都可以从某种角度来帮助我们理解上帝的辅导。例如，从理性--情绪疗法这一视角，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针对人类各样非理性的思考、情绪与行为，上帝的辅导有一个本质的方向：“合乎理”。
从圣经的最开始，我们看到伊甸园里有充分的自由，也有明确的规则，它体现在上帝的一句话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这有点类似我们的文化里所说的“发乎情，止乎礼”。但亚当和夏娃内心里有要求完美（“如上帝一样”）的非理性欲求，这导致了他们偷吃禁果的行为，越过了上帝设定的法度。出于非理性的恐惧，他们躲藏在园中的树木中，上帝在园中呼唤，跟他们进行了一场对话，让他们通过此事反省自己的思想、情绪和行为，去承担后果，而不是推卸责任，诿过他人。同样，该隐出于嫉妒（生自比较的心）而杀了自己的兄弟。受到极端的非理性思想和情绪的控制，当上帝向他询问“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的时候，他不知道这是一个反省的机会，竟然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面对该隐的态度，上帝的一段话颇有“理性--情绪治疗”的意味：“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从上帝选召先知的过程中，我们总会看到一个作为辅导者的上帝。例如，摩西多次用看似合理的托辞去推脱上帝托付的使命，但上帝总不放弃，以情感之，以理劝之，以大能扶持之，直到摩西最终承担使命，成为以色列人的伟大领袖。马斯洛（Abraham Maslow）通过对圣经中约拿的非理性思想、情绪和行为的研究，发现人性中普遍存在着一种“约拿情结”，其主要表现是推诿责任，不敢承担使命，对他人的不幸幸灾乐祸，对他人的伟大之处又生存嫉妒，所有这些表现在本质上是一种冷漠。约拿只愿去宣告尼尼微人将被毁灭的消息，拒不接受他们会得拯救的结果，他逃避上帝要求他承担的使命，甚至当无处可逃时对上帝发怒道：“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上帝对约拿的回答是典型的理性--情绪疗法取向：“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
教牧辅导需要充分发掘和使用圣经中的辅导资源。我们还看到，圣经中耶稣的许多教导是针对我们思想、情绪和行为上的非理性部分说话，这些都是我们在辅导中需要统合的资源。我在一次辅导中，针对当事人身上存在的某些非理性倾向，如完美要求和比较的心，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自我贬损的思维方式，我跟他一起走进了圣经中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在那里发现，我们的生命价值并不取决于我们拥有多少银两，而取决于我们在怎样看待和对待这些银两。你的银两可能是1000两，他人的银两可能是3000两、5000两，如果你用自己的1000两去嫉妒别人的3000两、5000两，你会非常难受，甚至会怨怪上帝。但不管你怎样嫉妒、难受和怨怪，你的银两不会因此增加，相反，因为你觉得1000两太少，就会把时间花在盯着别人的3000两和5000两，而不会为自己的1000两去感恩，也不会很好地使用这1000两，结果是，这1000两的价值就发挥不出来，你也不会从1000两中获得幸福。生命的本质表现在这里：你总可以在现有的条件（1000两，3000两，或5000两）下做事和成长，从中获得相应的价值和幸福。这真实、自然，又“合乎理”。
按艾利斯的说法，一个人的思想对他的情绪和行为会起到主导作用，在圣经里，我们也可以找到这样的依据。箴言4章23节这样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这里所谓“心”，就是人的心思意念，也是艾利斯所说的“思考”或“内心谈话”。为什么一个人的思考如此重要呢？圣经也做了回答：“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箴23：7）。这跟理性--情绪疗法的原则是相通的。因此，教牧辅导者要在人的思考上面下功夫，即用艾利斯所说的“驳斥干预”，使他回心转意。保罗也是从认知的角度教牧辅导：“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林后10：5）。还有，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教导中，也强调“内心”和“思想”，他的辅导与牧养也会放在处理理性思考方面，如他与尼哥底母讨论重生，与宗教领袖辩论理性问题，以及用合理的证据解答多马的不信等。
 
两点提醒
理性--情绪疗法在中国社会背景中受到许多从事心理咨询与治疗的专业人士的好评，普遍反映它具有相当好的治疗效果。其中有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它的理念与方法比较符合我们文化中以理服人的教育倾向。但需要提醒两点：一，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辅导者需要避免我们文化中的另一种倾向：“好为人师”。这种权威意识可能会在教牧辅导中以某些形式表现出来，对辅导效果产生不良的影响。二，任何一种心理治疗理论方法都有其局限，不同的教牧辅导者对理性--情绪疗法也有不同的看法，在应用的时候，每一位辅导者需要对之有所鉴别，以在教牧辅导中发挥其有利的作用，尽量避免这种理论方法本身的某些不适合因素和辅导者自身对它的误解及误用。

焦虑情绪与应付行为

     这是我跟一位来访者进行的第四次面谈。当事人长期生活在焦虑中，遇到事情总是惊惶失措，担心会发生各样可怕的后果。他在一家工厂工作，前不久提升为班长，负责一个大型锅炉的运作与检修。因为担心锅炉会爆炸，他紧张得不断检查机器的各个部分，每天都过得惶惶不可终日，把自己弄得痛苦不堪。这次面谈开始，他显得很轻松，说，“最近我把班长辞掉了，觉得好多了，踏实多了”。

     那么，辅导是不是到此可以结束了呢？如果焦虑——按当事人的说法——只是因为他当了班长，而消除焦虑办法就很简单了，那就是辞掉班长。但事情不会那么简单。直面辅导模式考察发现，人的烦恼并不像当事人所理解的那样是“起于事”，也不完全像艾利斯（Allis）所说那样是“起于思想”，它有一个更深的起源，就是我们内心的恐惧。当内心的恐惧积聚到一定贮量，它会上升到生活层面，寻找一个事件作为爆发点，利用思想的媒介，把莫名的恐惧传输给当事人，使之成为一种弥漫性的焦虑。焦虑的意思是，当事人感到担忧和紧张，却不明确到底在害怕什么；或者，他以为知道是在害怕什么，但实际上并不是。恐惧总附着于某事或某思想，当事人试图不做某事以消除焦虑，不可得，反而加深了焦虑；或者，当事人以为把某个念头消除掉，以为这样就可不再焦虑，亦不可得，也进而又加深了焦虑。这些作法都是应付行为。应付行为会给当事人带来一时的安慰，但对处理焦虑来说不啻杯水车薪。

原型恐惧与复制恐惧

     如果说应付行为如杯水车薪，“薪”是什么？就是当事人内部的恐惧贮量。当事人总能看到诱发焦虑的生活事件，却意识不到生命内部的恐惧源——它暗涛激涌，变幻莫测，总会上升到生活层面，寻找事件作爆破口，激发思维使之变得灾难化，由此环境变得充满威胁，事情的后果总是不测。这就是“芒果”变成“世界末日”的情形。现在分析起来，“芒果”不过是一个诱发事件，它成了内部的恐惧所利用的对象，被“恐惧–逃避机制”加工成“世界末日”的妄念，人就在这个妄念的驱策下惊慌失措地狂奔——目标似在求生，实则逃向死亡。

    考察一个行为，至少看其两点。一，它从哪里来？即，什么是这个行为背后的驱动力；二，它到哪里去？即，这个行为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行为的目的往往是意识层面的，但是，如果行为背后的驱动力是潜意识里的恐惧源或不安全感，这个目的就难以实现，甚至行为方向与其目标变得背道而驰。因为那个目标已在暗中被置换掉了，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为了满足内心极端缺乏的安全需求——但往往只能获得一点安慰。因而，直面辅导模式不驻留于情绪，不驻留于事件，也不太多驻留于思想，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协助当事人走进生命的内部去检测那里的恐惧贮量，走回到生活的经验去探索这个恐惧源是怎样汇聚而成，以及它又是在怎样影响着当事人的思想、情绪和行为。

    从当事人的成长经历中，我看到各样的恐惧经验如同涓涓细流：他出生于一个贫穷而寡言的家庭，因为是家中幼子，很得父母宠爱，受到过度保护，自幼胆小怕事。从小到大，他跟家人很少交流，但对他们却有极深的依赖。在其幼年的某个深夜，他听到有贼进家偷东西，吓得缩进被窝瑟瑟发抖，从此之后，哪怕听到人说“贼”字都感到惶惶不安。初中毕业读了中专，因为家境贫寒，母亲在他就读的学校附近搭棚而居，靠拾荒维生。这个时期他生活在惶惧之中，每次从学校到母亲的窝棚，他非常担心同学看见，发现他妈妈拾荒的事。毕业之后，他一度被一个同学诱骗到广州作传销，在那里经受了“被关进监狱一样”的恐惧。从广州逃回之后又遭遇了恋爱受挫，还在一家工厂有过一次让他感到“想找个地缝钻下去”的创伤经验……

   在当事人的叙述中，我发现这些原生经验几乎原封不动（恐惧情绪却日渐滋生）地堆放在他的记忆里，它们如此栩栩如生，仿佛当事人依然生活在那种恐惧经验里，随时都可以重新回到过去的恐惧情境中去，凭借现实中任何一件事情去重新体验那种惶恐不安的情绪。这些恐惧经验渐渐沉淀到他的潜意识里，形成了一个贮量丰富的恐惧源，或铸造了一个可以批量生产的模式，它会借助某些情境，利用某些事情，不断复制各种各样过度的、虚幻的恐惧。

     这些被复制出来的恐惧与原型的恐惧在形式上往往不同，二者之间看不出有一个明确的、对应的关联（生命的经验是复杂的，有各种因素参预其中，经历各样的交融与互动，产生各样的变化与结果），但在本质上它们却是一样的，并且由此可以依稀辨认出它们似曾相识的原初模样来。例如，从当事人对陌生环境的过度恐惧，可以追溯到那个害怕走出家门的少年；他在幼年时期经历有贼进屋的极度恐惧，与他现在不断检查机器以排除任何隐患的行为之间是不是存在某种关联呢（症状行为往往是用一种无效的方式去解决一种无关的恐惧）？当事人总在担心某种不测会发生，也使我看到那个从学校向妈妈拾荒的小棚走去的学生，他因为担心被同学看到而惶惶不安……

     马斯洛（Maslow）曾说，某些类型的神经症患者是保留着童年世界观的成年人，这话颇有启示。我们可以说，他们保留的往往是童年世界的某些原初恐惧，它们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在本质上总是未经处理的孩子般的恐惧。

内在驱动与外部运作

    我们内心有一个恐惧源，汇聚了成长过程中那些没有处理的恐惧经验，当它达到相当的贮量，就会影响我们的情绪、思维与行为。从这个案例的情况来分析，它通过这样几个基本运作机制来传播它的影响力。

    1．安保机制。当事人的基本焦虑是担心机器发生爆炸，产生万劫不复的可怕后果，因而，他的行为表现是，紧张不安地不断检查机器，以保证它不出任何差错。这是当事人的安保机制在起作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安全需求，但有现实的安全需求与非现实的安全需求之分。在当事人那里，成长经历中过多的恐惧经验在他的内部累积成一个恐惧源，它变成了一个虚幻的安全需求，它是非理性的、盲目的、贪得无厌的，不顾一切地要求得到满足，但不管当事人做出怎样的努力，都无法使它餍足。因此，我们看到，当事人时时刻刻都在不断检查机器，他依然感到惶恐不安，依然担心会出现某个疏漏，从而引发机器爆炸，把整个工厂夷为平地。这种从安保机制里发出来的应付行为，背后的驱动力是内心的非理性恐惧，目的是为了满足内心里的非现实的安全需求，试图建立一套有绝对保障的安全程序，但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2．完美机制。完美机制背后的驱动力是内心的恐惧源或不安全感，它的运作方式表现为，当事人强求自己完美，或要求生活有绝对保障，或坚持认为凡事都只有一个原因，因而只有一种完美的解决方法。例如，当事人把自己不断检查机器的行为归因为“自信不足”，而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让自己“完全自信”。但由于当事人追求自信的行为背后是过度的恐惧，他一直无法建立真实的自信。数年来，他阅读伟人传记，抄录成功名言，不顾一切地要让自己百分之百自信，只要出现一点不自信，他就会觉得自己一塌糊涂，所有的努力一次一次溃散下来。这样，一个追求自信的过程就变成了一个自我贬损的过程，他反而变得越来越不自信了。生命成长是一个“万事互相效力”的过程，而不是以某种唯一的完美办法来取代一切，解决一切。真实的人不强求完美，也不要求百分之百自信，反而能接受自己的有限，接受自己在生活中总有不自信的时候，这种态度来自他领悟到人性的一个基本事实——人不是完美的。但强求自己“像神一样”，拒不接受自身的局限，就只能在生活中受许多无谓的苦。

   3．比较机制。人生活在相对里，不可能没有比较。但是，当一个人受到过度的内在不安全感的驱使，他会过度使用比较机制，让自己陷入比较的状态而不可自拔，以至越来越丧失对生活的自主性。本质上讲，比较是一种依赖，它表明一个人不能决定自己能否过得幸福，只能依靠外在条件来决定自己能否过得幸福。他可能在某一时刻享受到比较而来的快意，但这种快意转瞬即逝，他又重新被抛入到失意中去。当人生活在过度的比较中，他就生活在焦虑中，他会变得越来越依赖，越来越不安全，越来越失掉自己。同样，从当事人的情况来看，我们看到了比较机制背后的经验。当事人作了这样的自我分析：我的欲求太强，凡事都要争强好胜，大概是因为我自幼家里太穷，比不过人家，总担心被人看不起，因而对自己提出很高的要求，要拥有一切的好，要好到“像神一样”，让每一个人都羡慕我。事情的结果是，因为达不到自己提出的要求，产生了许多己不如人的想法，引发了更进一步的自我贬损，导致扭曲的自我概念。

     4．人生观机制。在各样的焦虑背后，时隐时现的是一个人生观问题，当事人受到内在非理性恐惧的激发，会发展出一种“生活必须是快乐的”人生观机制。在咨询过程中，当事人表示：“我在生活中看不到一个幸福的人。”我说：“如果用完美的幸福标准看人，你就看不到幸福的人了。这样看的时候，我们自己都变得不幸福了。”当事人说：“那为什么生活中要有痛苦呢？”我说：“在你的理解里，生活本来是什么样子的呢？”当事人说：“我要求的生活是这样的，什么事情都好，像水，一点烦恼都没有，就是风平浪静的那种状态。”我说：“那是死水。生活是活的，因此不会总是风平浪静。”当事人意识到：是的，生活中总会出现大大小小的事，例如，父母老了，肯定会生病；以后结婚了，也会有争吵；生了小孩以后，还会有麻烦。

    我们会过怎样的生活，与我们对生活有怎样的理解很有关系。大致说来，有两种基本的人生观：一，生活是艰难的；二，生活必须是快乐的。帕克（Peck）在《人迹罕至的路》一开头就讲了一句话：生活是艰难的。我们的生命经验与辅导经验都可以证明，这是一种真实的、成熟的人生观，在它看来，艰难与痛苦是生活中的组成部分，没有它们生活就不成其为生活。持此人生观的人，对生活中会遭遇某些痛苦和困难已经做好了准备，总能经历它们，并且因此能为自己创造幸福与价值。坚持生活必须是快乐的人，对生活没有作好准备，只想生活在自己设想的安全程序里，不愿意接受生活中出现任何变故或困难，结果是，他们追求快乐就如缘木求鱼。他们会试图躲避生活中的困难，以免除痛苦，反而变得痛苦不堪了，以至因此而觉得生活是毫无意义的。由此可见，人生观是一个心理机制，它可以创造幸福和价值，也可以制造痛苦与无意义。

     5．智商至上机制。当事人会向生活提出各样的“为什么”，但考察发现，这并不是说他在认真探究生活，而是因为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与他的期待不一样，他在用“为什么”表达一种不情愿接受的情绪。这是情绪出了问题，却用了认知的方式来表达。困扰里总会产生许多“为什么”，极度的困扰甚至产生“天问”，但目的并不是要得到一个认知意义上的回答，或者说，不管多高认知水平的回答都无法解除他的困扰，因为这些困扰与当事人内心非理性的恐惧又联系在一起，甚至“为什么”都是受到内在恐惧的驱动。为了得到安全保障，当事人要求自己知道一切，拼命追求各样的知识和技术，以至他在技术上装备精良，在情绪上还是一个保留着许多被宠爱、被保护的幼儿经验的孩童。困难发生的时候，不是他不知道怎么做，而是他做不到。当事人的师傅对他有这样一个观察：“你呀，不出事的时候，技术一大堆，出事的时候就成了无头苍蝇，昏了，什么都不知道了。”这种情况对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文化都有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可能受到内部的非理性恐惧的影响，以至于发展出一种智商至上的机制，以为有了知识就有了一切，有了学历就有了一切，这会造成我们的孩子偏差发展。如果我们的情绪能力没有发展起来，智力反而会给我们造成更深的困扰，导致各样的神经症，甚至走向精神妄想的虚幻之路。

     6．“别人怎么说”机制。在咨询过程中，涉及到当事人辞掉副班长一事，我问：“这是你自己做出来的决定，现在你怎么看它？”他说：“我有一个朋友对我说，有得必有失。”我问：“你能接受生活中有得有失的情况吗？”当事人说：“我跟主任说了这事，他说，上下关系都难处，不当了也罢。”我问：“那你自己怎么看？”他说：“我的老乡对我说，退一步海阔天空。”这是我们在咨询中经常遇到的一个情况，我把它称为“别人怎么说”与“我自己怎么想”的关系。许多求助者会在这个方面存在困难，辅导者让他们谈“自己怎么想”的时候，他们表达的总是“别人怎么说”，他们给我的感觉是，“自己怎么想”太弱小了，被过于强大的“别人怎么说”压在下面，发不出声音来。当事人会把这发展成一种“别人怎么说”机制，它是一种应付或躲避行为，背后的驱动依然是过度的不安全感。在咨询过程中我会在这个地方稍事停留，处理一下“自己怎么想”与“别人怎么说”的关系问题，让当事人意识到，“别人怎么说”和“自己怎么想”是不能互相取代的。一个人只有“自己怎么想”，听不见“别人怎么说”，他会越来越缺乏资源，最后变成一个封闭的自我，甚至会发展出某种偏执的人格障碍；如果一个人只有“别人怎么说”，而压抑了“自己怎么想”，他会失掉自己，变成一个依赖于他人而活的人。二者的合理关系是：“自己怎么想”是主导的，“别人怎么说”是参考的。一个建立了“自己怎么想”的个体是自主的，他能够作出判断，能够决定自己的生活，又能合理对待“别人怎么说”。

直面态度与深度成长

     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恐惧源，它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但它不能注定我们的生活。当我们对它有所意识，有所领悟，了解它的形成原因与运作机制，并采用直面的——即理性的、整合的、学习的、成长的态度和方式对之作出回应，我们就会在情绪、思想、行为上越来越远离它的控制，从深处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