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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一聚浅浅拥抱


  有些爱,只能属于瞬间。这样的爱,无须表白,无须延续,如此轻轻拥抱后,告别就好。   那是一次相隔10年后的同学聚会,她在外地工作,赶过去时,已经有些晚了,随意找个空位坐下后才发觉,身旁是他。其实,她对他并不太熟。那时候,他的座位离她略远,他是个沉默的略带羞涩的少年,并且喜欢另外一个瘦削的女生。而她虽外向活泼,只是在自己适合的小圈子里,暗暗喜欢着高年级的男生。   那一刻她飞快回想了一下,高中三年,他们似乎没有说过几句话。而10年后,原本就英俊的他,更多了几分优雅气质,也不再那样羞涩含蓄,而是落落大方,沉稳成熟,主动和她打招呼,开着适宜的玩笑。倒是她,在10年后变成了含蓄内敛的女子。   席间,自有爱热闹的男同学过来找她喝酒。她面露难色,又不好推却。他站起来替她挡酒,也不管别人如何开玩笑,他都大方地将推到她跟前的酒一杯杯喝下。   在他挡在她身前时,她感觉到一种久违的属于年少时被宠爱的美好。   那晚,他就一直替她挡酒到最后。他并没有醉,聚会结束,打了車送她回家。只送到她父母住处的楼下,他替她拉开車门。她让他回去,他站在車门边说了句:“一个人在外面,要多多保重。”   她点点头,他摆摆手让她赶紧回去。她顿了一下,忽然伸出手臂轻轻拥抱了他。   他愣了一下,但是即刻,他回应了她的拥抱。很浅。就那么轻轻一下,他在她耳边说:“要好好的。”随即松开了手。   她点头,他上車离开。谁都没有纠葛,因为他们都知道,纠葛的结果只有一个,让这瞬间纯真美好的爱,从此变得杂草丛生,直到支离破碎。因为有些爱,只能属于瞬间。这样的爱,无须表白,无须延续,如此轻轻拥抱后,告别就好。而这样无声的浅浅拥抱,也是瞬间的爱最好的收官吧。

发布于2016年02月25日 23:34 | 评论数(0) 阅读数(137) 0

大师的弯腰


  法国著名画家亨利·卢梭,小时候生活在法国西北部的拉瓦尔市,他的父亲是一名铁匠。父亲希望他将来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接班人,便经常传授他一些打铁的知识。   卢梭进入学校读书以后,接触到了更多的知识,他发现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是作画,而不是打铁。   每每放学回家,他几乎满脑子都想着绘画,即便是在给父亲做帮手的时候,他想着的是怎样把飞溅的火星画出来,或想着的是应该怎样把客户的笑容画出来……   为此,卢梭耽搁过许多父亲安排给他的工作。有一次,卢梭因为绘画忘了给火炉加煤,等父亲回来以后炉火已经灭了,父亲大发雷霆,不仅把卢梭重打了一顿,还把卢梭的画笔和画纸都扔进了门口的玉米地里!卢梭没有哭,没有喊,他只是在完成了父亲安排的任务之后,悄悄地跑到外面,弯腰捡起了画笔和画纸。   毕业后,为了糊口,卢梭成了一名乐团小提琴手。虽然,他的小提琴拉得不错,但他更喜欢绘画,只要一有时间就会拿出画笔和画纸。时间一长,乐团老板终于发火了,把他的画作和画笔统统扔进了垃圾箱,还警告他如果再画画就解雇他。卢梭没有争辩什么,只是在老板离开之后,弯腰从垃圾箱里把画笔捡了起来。   几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卢梭进入了巴黎海关工作,还拥有了自己的办公室。卢梭简直如鱼得水,把办公室当成画室。最终,他的上司忍无可忍,把卢梭的画笔画纸全都扔进了垃圾箱,并解雇了他。卢梭似乎已经习惯这种遭遇了,他没有解释,没有央求,而是再一次弯腰从垃圾箱里捡起了自己的画笔,安静地离开了办公室……   卢梭失去了工作,却拥有了更加自由的创作空间。两年后,卢梭举办了平生的第一次画展,所有的参观者都被他的画作打动了,亨利·卢梭这个名字也一夜之间街知巷闻。   经过多年的努力,亨利·卢梭最终成为了法国甚至是世界绘画史上一颗璀璨的明星!   “我有过三次弯腰的经历,都是为了捡起被人扔掉的画笔,但我的弯腰不是妥协,不是逆来顺受,而是一种与命运的抗争,一种对梦想的坚守!”1890年,亨利·卢梭在完成《我本人·肖像·风景》的时候,曾在日记本上写下过这样的句子。

发布于2016年02月25日 07:41 | 评论数(0) 阅读数(106) 0

处处留心皆学问


  我知道自己在高中时化学和数学都学得很差:我感觉这两门课都很枯燥和复杂。但是英语也没能考个好些的分数,就让我很是失望,因为我喜欢这门课。我本想把英语学得出色一些,结果还是失败了,这让父亲更加肯定地认为,我的真正才干也许只有在当了裁缝时才会显露出来。   我是父母唯一的儿子,也是最应该继承父亲在新泽西州大洋城的裁缝店的人——那是我父亲的祖辈们从拿破仑时代的意大利传下来的宝贵手艺。我课余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给学校当记者,而且在高中三年级时的成绩又下降了,父亲就越发坚持让我把时间花在他的工作间里。他让我学裁剪和怎样缝裤腿、开钮扣孔。   他说,当裁缝至少是一个让我可以活命的“铁饭碗”,并且重复着我说过的一个愿望:“你不想高中毕业后到巴黎住吗?”其实我知道,即使到了巴黎,也不过是在我大伯的公寓中的一间客厅里住。大伯在1911年时离开了意大利,在巴黎开着一间红火的裁缝店,很多名人都是他的顾客,我可以到那里当学徒。   但是,我看着父亲干活,觉得当裁缝是件无聊、费时而又要求很高的事,父亲一针一线地缝着每一件衣服,在缝一件丝绸或毛料衣服时,他要用手指感觉出针的走向。如果他觉得衣服做得不够完美,还要把它拆了重新做。   我从没想过要当一名裁缝,但每当父亲提到巴黎的时候,我还是恭敬地听着。在有一次我认真地写了一篇关于《纽约时报》的发行人和元老级人物阿多夫·奥克斯的论文后,父亲更是不厌其烦地念叨着我的英语成绩——我那篇论文后来只得了个B——。   B——不是老师给过我的最低的分数,我得的多数是C,有时甚至是D。有一次在一篇关于《哈姆雷特》的作文中拼错了莎士比亚的名字后,我甚至得了个F。那位女老师批评我的作文写得太“啰嗦”而且“拐弯抹角”,有时候她还会用红墨水给我写下评语:“语法!语法!语法!”   美国没有哪位裁缝会比我父亲更加推崇奥克斯的了。1920年移民至美国后,父亲每天都会阅读《纽约时报》,通过借助词典,读报扩大了他的词汇量。所以每当他因为我没考好英语而替我失望时,我都会以没时间读报来为自己找借口。   奥克斯本人就是在没有老师鼓励的情况下开始他的事业的——他在上学时也是成绩平平,但在后来的生活中显露出了他的才华。   父母和我还有我的妹妹住在我们商店的顶楼里。虽然家里有宽敞的厨房和餐厅,但我的母亲是她们那代意大利籍美国人中少数不愿下厨房的一个。相反,她是个事业型女人,一位把老顾客视为最好朋友的商业家。   她会在她的女装店里招待顾客,她经常打发我去杂货店给她们买汽水、茶或冰激凌,好像这些人就是她家里的客人一样。她会和她们进行私人交谈,从而赢得她们的信心和信任,或早或晚地就能够说服她们买下大部分她建议的衣服。   我母亲的服装店满足了那些追求品味却又精打细算的女人的需求,这些人当中有牧师的妻子、银行家的妻子、桥牌爱好者等等。这是些戴着白手套的女士,她们一边一件件试着衣服,一边谈论着各自的生活。   在我母亲优雅举止的衬托之下,我们的商店在那种时候就如同在上演着脱口秀一样。我从母亲那里学到了很多有用的与人相处之道,这在多年后,当我开始就一些文章和书与作者进行访谈时派上了用场。我知道了,在一个人想解释自己而又一时难以说清时,永远不要打断他们的谈话。在那种时刻,人们通常是很坦诚的,他们的停顿或突然改变话题,可能显示着其中有着令他们尴尬或恼火的事情。这是我小时候在母亲的服装店里跑腿时 “偷听”来的,她们的声音在其后的几十年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回想起父母保持了60多年的融洽关系,以及他们是如何把爱、宽容和很多才华结合在一起时,我明白了,我从他们那里学到的比从课堂或老师那里学到的更多。也正因为有了这些积淀,我才能在后来成为《时代周报》的记者和作家。

发布于2016年02月24日 22:06 | 评论数(0) 阅读数(140) 0

行动是最好


  1994年,为了让孩子受到最好的教育,他们一家三口来到了北京。丈走开出租车,她摆修鞋摊。想不到时间不长,丈夫就因为车祸去世。为了孩子的前途,她还是咬着牙留了下采。   后来她听说天安门和故宫一带人流量大,修鞋的生意比较好,便辗转到了那里。2002年的一天,一位在故宫做讲解员的女子到她的鞋棒来修鞋。在闲聊中那人告诉她,做讲解员这一行没有学历限制,只要对故宫熟悉,并且掌握一门小语种就行。女子无意中的一句话,让她看到了光明的前程。   当年12月,海淀区北京应用技术大学开了一个葡萄牙语培训班,学费虽说只有1800元,但对她来说也是个天文数字,最后她狠下心报了名。然而,由于她的基础太差,听课如同听天书。为了强化记忆,她一咬牙,花了80元钱买了一个MP3,上课时录下老师讲课的内容,白天修鞋的空闲就反复听。后来,她还专门制作了一个牌子,用葡萄牙语写着:免费修鞋和问路。通过这种方法制造与老外交流的机会。她的故事感动了一个在外企做高管的名叫保利诺的巴西青年,保利诺有空就来指导她。   2005年春节前,她被聘做7天的讲解员。可那些耳熟能详的故事,真正用葡语翻译起来,却常常是张口结吉。聘用方只好将她劝回了。痛定思痛,她找来《故宫导引》等资料,请保利诺把这些资料翻译成葡萄牙语。从此,每天一睁开眼她就开始背,给儿子做早餐时背,去摆摊的路上背,修鞋时背,吃饭时背,晚上洗澡时也在背。2006年6月,她顺利通过了一家旅行社的故宫博物院讲解员的资格考试。   现在,她已经在北京按揭购买了一套6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儿子也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巴西利亚大学计算机专业。   2010年10月1日,葡萄牙政党的重要领袖德·布拉干萨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访问期间欲参观故宫。经过严格考核后,她成了德·布拉干萨的讲解员。   她叫朱桂扼。谈起自己的成功转身,她说:“人生永远没有不可逾越的绝境,拥有的只是无数种希望。不要去刻意寻找什么机遇,因为行动就是最好的机遇。”

发布于2016年02月23日 23:34 | 评论数(0) 阅读数(128) 0

征服北极的天空


  1900年,维金孔亚省温斯特有一个12岁的孩子,狂热地崇拜海军大将柏瑞。他在日记上写道:“我决定要成为第一个飞抵北极的人。”   他偷偷立下了这个宏愿。但他明白,要到北极必须作好各种冒险的准备,还必须具有百折不挠的吃苦精神。所以,他开始像斯巴达人一样训练自己,即使在严寒的冬天,也只穿一件单薄的衬衣。他需要磨炼在寒带生活的毅力,他需要与风雪竞争。   然而就是这个12岁的孩子,经过许多年的准备和奋斗之后,终于完成了他当年日记上所写的宏愿,真的成为第一个飞抵北极的人。接着他又第一个飞抵南极!他的名字也因此传遍了全球,他就是海军上将李却埃林·拜德。   拜德将军说:“南极地带的巨大冰块已在逐渐缩小,我相信有一天事实会被证明,这数百万亩被藏在冰块底下的土地是极其宝贵的。”若干年以后,人们果然在北极圈600里内发现了丰富的煤矿,证实了拜德将军的预测。地质学界认为,南极附近一定也有丰富的煤矿,而且很可能还有油田。   拜德将军一生的经历非常曲折。但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孩提时代就具有坚强不屈、排除一切障碍的精神和魄力。他热爱旅行,而且总想到一些奇异的地方去,所以他在14岁以前,几乎已经走遍了整个世界。漫游归来后,他继续学校生活。他酷爱拳击、角力,以及足球之类的剧烈运动。在28岁时,他在运动中不小心折断了脚踝,成了跛子。他因此被迫脱离海军,这让他非常懊恼。   但是他对生活的热情却没有失去。他总是想:我虽然跛了一条腿,也离开了海军,但我的手和脑子是健全的,我有强壮的体魄,还可以到航空界去发展,将来也会有所成就的。驾驶飞机的人从来不是站着的。是的,所有的飞行员都是坐在驾驶座上的,跛腿不会影响驾驶飞机。有志者事竟成,他果然进入了航空界,并有了后来惊人的事迹。   为了看看自己空中冒险的能耐,他决定来一次北极飞行,但他的计划进行得并不顺利。起初他驾驶一种大型飞机进行试验,不幸中途坠毁。接着他申请驾机横渡大西洋,但因为他的腿伤而被政府拒绝。后来又有一次,他请求驾驶阿莫森曾计划用来飞渡北冰洋的那架飞机,又因为他结婚,事情不了了之。紧接着,有关当局再次命令他从海军退休,原因还是因为他的腿伤。   拜德认为,一个有勇有谋的人,即使是个跛子,也比一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强得多。所以,他决定自己筹集款项,着手冒险的计划,才终于完成了震撼世界的行动。   他横穿了大西洋,在北极上空掷下了一面美国国旗,再飞至南极的上空,又抛下一面国旗。当他回到美国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在机场迎接他,他的行动获得了人们的肯定和支持。   政府当局为了奖励他的勇敢行为,决定授予他“上将”军衔——两次因跛足而被海军拒绝任用的他,却成了海军上将。

发布于2016年02月22日 23:33 | 评论数(0) 阅读数(138) 0

生命中的第三种疼痛


  20岁那年,我被挤下了高考的独木桥,所有的梦想和荣耀在一夜间灰飞烟灭。我的生活也仿佛一下子沉入了海底,周围的一切使我不能呼吸。我选择了逃离,丝毫不留恋地逃离了那个生养我20载的村庄,独自来到县城的一家工厂打工。我要活出个样儿来给他们看,我要让我的父母在村里老少爷儿们面前重新抬起头来。   然而上帝似乎打定主意要让我历经磨难,上班不到半年,一次意外的机械事故再次摧毁了我的憧憬与梦想——失去了左手的中指和食指。那天是农历的七月十五,一个人躺在医院的病房里,我的心情一如病房的颜色——一片死气沉沉的惨白。我承受着身体上和心灵上双重疼痛的煎熬。身体上的疼痛可以用麻药去抑制,并在时间的流逝中消隐;而心灵上的疼痛却无药可医,且与日俱增。那时,我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悲惨、最痛苦的人。   在出事的当天,厂方打算通知我的父母,我没有答应。这个时节,父母正在农田里劳作,他们累弯的腰身,再也不堪如此重负了。   在医院治疗二十几天后,我出院了。这时离中秋节还有三天,厂里给我一个月的假,让我回家休养。坐在回家的车上,我的心情极其复杂。我在离开这个村庄的时候,曾发过誓,不在外面混出个人样来,决不回去。现在我回来了,不但境况没有改变,还丢了两根手指,我觉得真是没法面对父母。   在路上,我曾几次突然站起来,想下车,想返回去。可转念一想,返回去又能怎么样呢?手指没了已经是事实,这不像是剪过的头发,还能长出来。我总不能因为两根手指就选择一辈子不见我的父母吧。   走到村头,远远地看着家门,我甚至没有勇气再前进了。我不知道在村口的那棵大榆树下徘徊了多久。看见有人过来过去,我只好隐身到榆树的后面,面对眼前的这条我走过不止万遍的山路,现在却陌生了。半年前父母在这里把我送上汽车时,那份期待的目光,那份不放心的神情,那些嘱咐了不知多少遍的话语,都像这路上的一块块石头,随时都可能把我绊倒。走出去的路很坎坷,回家的路也并不顺畅啊!   也不知道下了多少次的决心,我最终出现在母亲面前。   母亲对我回来并没感到意外,只是很惊喜地说:“你们单位真行,提前就放假了。”母亲以为我就是回来过中秋节的。   从走进家门,我的左手就一直揣在裤袋里。我假装若无其事地跟母亲说话。母亲问起我的工作和生活,我都说很好。母亲说那就放心了。我知道这件事情想隐瞒下去是不可能的,但我又不知道怎样跟母亲说起,看着母亲脸上露出的喜悦之情,我在裤袋里紧紧地攥着手,甚至幻想能出现奇迹,让我的手指能一下子长出来,让这一切都成为一场梦。   我问父亲干啥去了?母亲告诉我,说我的表哥今天结婚,他喝喜酒去了,可能晚上才能回来。   母亲问我:“饿吗?”我说我早上吃过饭了。母亲说:“你渴了吧,到屋里凉快一会儿,我去东头的瓜地买两个西瓜。”我说不用,母亲还是拎起菜筐去了。   母亲在递给我西瓜的时候,我是用右手接过来的,在吃西瓜的时候,也一直用右手拿着,左手一直放在裤袋里。   啃了几口西瓜,可能是过于紧张吧,竟不慎将西瓜掉在了地上。去捡西瓜的时候,我用的也是右手,这引起了母亲的注意。她问我:“你的左手怎么了?”我说没事,只是碰了一下。母亲听了,竟一下子扑过来,说:“快给我看看。”我不肯,转身跑回房间,母亲也跟着跑过来,她拽着我的胳膊,硬是把我的手从裤袋里拉了出来。母亲只看了一眼,竟孩子般哇的一声哭了。   母亲反复地看着我的手,哭了足足有10分钟,这才问我:“碰了多长时间,还疼吗?”母亲没有问我是怎么碰的、厂方是怎么处理的这一类事情。在她看来,碰的过程已经不重要了,她不能接受的是这个结果。   一整天,母亲的神情呆滞,说话总是前言不搭后语。中午给我做了一碗面条,给我端到房间后就走了,一个人回到东屋坐着,眼睛直直地盯着一个方向。其间,我去看过她几次,试图以我强装出来的笑容安慰她,但每次出现在母亲面前时,引发的都是她再一次的哭泣。到了晚上,母亲勉强吃了点儿饭,看着我把药喝了。我本想坐下来和她说会儿话,谁知她一看到我的手,眼里便又噙满了泪。我怕她伤心,就一个人回屋去了。   躺在床上,我没有睡着。   到了晚上十点多钟,父亲回来了。父亲一推大门,母亲就立即打开了院里的灯。我知道母亲根本就没有睡,她在等父亲。   也就是三五分钟的时间,父亲就匆匆地推开了我的房门。我知道母亲在这三五分钟里,已经把我的情况跟他说了。   父亲打开了我房间的灯,他喝了很多酒,推开我的房门时,我就闻到了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酒气。打小就很害怕父亲,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我实在不敢面对他,只好假装睡着了,紧紧地闭着眼睛。   父亲来到我的床前,他看到我没有反应,以为我睡着了。他扶着床头,慢慢地蹲下来,把头接近我放在身上的那只手。父亲的眼睛有些近视,他的脸离我的手很近,我感觉到他呼吸的气流喷到了我的手上,热热的。   父亲看过我的手之后,竟一下子坐到了地上。也许是因为喝了酒的缘故,他坐在地上半天才起来。他站起来的时候,我从眼睛的缝隙里,看到他也流泪了。昏黄的灯光映着他的脸,黯然的表情,无声的。   父亲站稳后,在我的床边走了半圈,把我的身体从头到脚看了一遍。这才挨着我在床边坐了下来,又把目光锁定在我的手上。他的手几次抬起来,伸到我的手前,好像是要摸一下,但几次在要触及我的手时,又缩了回去,显出无措的样子。   此刻,我真想一下子坐起来,扑到父亲的怀里,大哭一场。但我还是忍住了,甚至把呼吸都屏住了。   过了一会儿,父亲走到柜橱边拿来了一个枕头。他轻轻地把我的手拿起来,平放到那个枕头上。原来他是怕我晚上翻身时,碰疼了伤口。   父亲离开我的房间时,脚步很轻,他几乎是一点点地挪出我的房间的。不一会儿,我听到父母房中一阵极力抑制的抽泣声……   那是低低的极度压抑和痛苦的声音,是母亲的声音,她泣不成声,最后竟哭得喘不过气来,父亲低声的悲泣也一点点地传入我的耳朵。   仿佛回到小时候。那时,每每我生病难受的时候,母亲总是手足无措,一把鼻涕一把泪地祷告:“老天爷,求求你,什么病灾你都让我受着,别让我的孩子受罪啊!”小病小灾,母亲已经疼成那样,而现在……我忽然明白,自己失掉的两根手指头,其实是活生生地剜了父母的心头肉啊!父母的心痛比我失掉手指的痛要痛几十几百倍啊!   我一遍遍地在心里说:父亲、母亲,儿子对不起你们,让你们伤心了。我终于明白:我的身体是父母的恩赐,自己的两根手指,其实是连着父母的心啊!失去手指的痛会随着时间变化而渐渐地淡化,而父母亲的这种心痛却如镜面上的裂痕,无论如何永远也无法抚平。其实,生命中最不能承受的疼痛不是身体残疾之痛,也不是希望破灭和生命抉择时的心灵之痛,而是这第三种疼痛——父母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痛苦却无法“代子受痛”的痛啊!

发布于2016年02月21日 23:33 | 评论数(0) 阅读数(178) 0

栾润峰:既要快乐也要效率


  在一个企业里,效率和快乐总是对立的,看你选择哪一个。而栾润峰偏不信这个邪,他的答案是“两者都要”。   从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到常州市第一位计算机讲师,从国内第一批MBA到金和软件的总裁、精确管理思想创始人,栾润峰在不断蜕变着。如今,他已经把自己的精确管理思想输送到各大企业,金和管理软件的销量已过亿。   “‘精确管理’不是把人管死,而是让人快乐高效。”栾润峰说,掌握到每一分钟,控制到每一分钱,并让企业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使员工更快乐,这就是“精确管理”的精髓。   上世纪80年代,一台普通的PC机好几万元,加上各种配套设施无疑是一大笔开销。栾润峰所在的一家大型国企就购进了这样的电脑,目的是提高企业效率,可事与愿违。栾润峰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对一家企业来说,资金和技术不是管理的关键,人才是最关键的因素,当人变成机器的一部分,一定会感到不快乐不自由,人性的弱点就会一一暴露出来,企业的效率自然越来越低。   可很多管理者对此视而不见。   “中国的中小企业老板往往是忙了生意,丢了管理,抓了管理,没了生意。”学计算机出身的栾润峰更像是一位为企业把脉治病的“医师”,一门心思关注的是中国企业的健康。   “传统管理中,管理就是‘卡’。很多时候,员工需要改变自己的某些个性和个人目标来实现老板的目标,表面上员工服从,但是在心里却并不开心,这样事倍功半,效率逐渐递减。”栾润峰说:“管理在于管人、管人心,但管人心不能靠洗脑。”能不能不改变别人,却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呢?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员工自己管理自己。   比如,人们开车时总是会有意无意地去看仪表盘、反光镜,为的是不断调整自己的速度和位置,规避可能发生的危险。而“精确管理”,就是让企业在每一个员工面前放一面“镜子”。员工有了精准的“驾驶舱”,开车就会心中有数,一些小的问题就可以提前规避,也就油然而生“一切尽在掌握”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正是快乐、高效的前提。   1996年,栾润峰去IBM公司美国总部考察,在接触了互联网并了解其在当地企业的使用情况后,他忽然意识到:如果把自己研究的管理模式与互联网技术结合起来,那将是划时代的超越。   经过和创业团队一年多的研发,1997年,金和诞生了第一款自己的管理软件。   但这个“天方夜谭”式的管理模式并不被看好。接下来的几年里,栾润峰开始了艰难的游说。为让更多的人了解精确管理的妙处,他到处寻找讲解的机会,甚至许诺:凡是企业高管,只要来听三个小时“精确管理”,如果觉得不值,每人给200元听课损失费。   直到2001年3月,金和软件才实现了零的突破,但从卖出第一套软件有了收入到企业真正开始盈利,金和又用了四年多的时间。   在栾润峰看来,管理是有文化的,而他的“精确管理”就是专为中国人量身定做。栾润峰说,中国文化土壤里,其核心是精确分析人性,重视人的管理,“国人头脑灵活,但民族性格差异不能用好坏来评价”。   “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说的是人是不可改变的,“人要脸,树要皮”,说的是要让员工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从而主动自我规避。“这些老话说的其实都是非常实用的管理哲学,而老祖宗说的‘无为而治’正是‘精确管理’的目标。”栾润峰说。   基于这种无为而治、自我管理的理念,2009年,金和软件的绩效管理放弃了传统意义上考核办法,进行了一个很大胆的尝试——员工自我评价,主管不再参与打分。一开始有的员工会高估自己的绩效,而有的员工也会低估绩效,这些在HR复核时都会提出来并予以纠正。不过,实行一年以后,这个数据越来越准了,大家的工作计划也越来越完备。   栾润峰说,金和软件公司共有员工1500多名,按正常测算,管理人员至少应在100多名,而我们只有10名。运用精确管理思想及其工具载体,不仅能大大节省管理费用,还能大幅提升企业组织绩效。   如今,“精确管理”在业界得以普遍传播、应用。据了解,现在每天有数十个行业的近两万家企事业单位使用精确管理软件,包括中国电信、松下等知名企业,“精确管理”也使金和软件一跃成为业界知名企业。

发布于2016年02月20日 23:33 | 评论数(0) 阅读数(112) 0

给自己一个悬崖


  有一个人捡到一只小鸟,就将这只小鸟带回家里,给他的孩子玩耍,孩子将小鸟与小鸡一块饲养。慢慢地,小鸟长大了,人们才发现,这只小鸟原来是一只鹰。虽然这只鹰和鸡群相处得很好,但总有人家里丢鸡,人们就怀疑是这只鹰吃了鸡,强烈要求主人将这只鹰处死。这家主人舍不得,但迫于大家的压力,他决定放生这只鹰。但是,不管主人将它放到什么地方,它总能回到村里来。有一个人说他有办法,将鹰带到了一个悬崖边上。他将鹰向深渊里扔去,那只鹰一开始,就像是一块石头掉下悬崖,直直地向下坠落,眼看就要到崖底了,鹰突然展开了翅膀,竟然奇迹般地飞了起来,而且越飞越高,越飞越远,再也没有回来。   鹰本来是有翅膀的。能飞很高很远,但是,在一群鸡的世界里,它已经被同化了。没有经过锻炼,又贪恋温暖舒适的鸡窝,渐渐地,也就失去了翱翔蓝天的勇气和信心。要是没有人将它扔下悬崖,它永远不可能飞上蓝天,寻找属于自己的世界。   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敢面对这样的悬崖。   美国有一个作曲家乔治·格什温。他从来没有写过交响曲,而当时美国最著名的斯坎德爵士乐团的著名指挥家,却对他十分赏识,邀请他为交响乐团写一部交响曲。但是,固执的格什温声称自己对交响乐一窍不通,不肯从命。这位指挥家竟然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广告,说20天后,音乐厅将上演格什温的交响乐《蓝色狂想曲》。格什温看到广告,大惊失色,质问指挥家为何令他出丑,指挥家微笑着说,反正,全城人都知道了,你看着办吧。格什温没办法,只好将自己关在屋子里,硬是用两周的时间,完成了这部作品。谁知首场演出竟大获成功,格什温的名气也迅速传遍美国。   有些时候,我们确实需要紧逼的力量。使自己获得重生,让生命之树开出更加绚烂的花。   人总是对现有的东西不忍放弃,对舒适平稳的生活恋恋不舍。但是,一个人要想让自己的人生有所突破,就必须明白,在关键的时刻,应该把自己带到人生的悬崖边上,在看似深渊的边缘,才有可能获得另一片蓝天。

发布于2016年02月19日 23:40 | 评论数(0) 阅读数(101) 0

索尼的内部跳槽


  有一天晚上,索尼董事长盛田昭夫按照惯例走进职工餐厅与职工一起就餐、聊天。他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这个习惯,以培养员工的合作意识和与他们的良好关系。   这天,盛田昭夫忽然发现一名年轻职工郁郁寡欢,满腹心事,闷头吃饭,谁也不理。于是,盛田昭夫就主动坐在这名员工对面,与他攀谈。几杯酒下肚之后,这个员工终于开口了:“我毕业于东京大学,有一份待遇十分优厚的工作。进入索尼之前,对索尼公司崇拜得发狂。当时,我认为我进入索尼,是我一生的最佳选择。但是,现在才发现,我不是在为索尼工作,而是为科长干活。坦率地说,我这位科长是个无能之辈,更可悲的是,我所有的行动与建议都得科长批准。我自己的一些小发明与改进,科长不仅不支持,不解释,还挖苦我赖蛤蟆想吃天鹅肉,有野心。对我来说,这名科长就是索尼。我十分泄气,心灰意冷。这就是索尼?这就是我的索尼?我居然要放弃了那份优厚的工作来到这种地方!”   这番话令盛田昭夫十分震惊,他想,类似的问题在公司内部员工中恐怕不少,管理者应该关心他们的苦恼,了解他们的处境,不能堵塞他们的上进之路,于是产生了改革人事管理制度的想法。之后,索尼公司开始每周出版一次内部小报,刊登公司各部门的“求人广告”,员工可以自由而秘密地前去应聘,他们的上司无权阻止。另外,索尼原则上每隔两年就让员工调换一次工作,特别是对于那些精力旺盛,干劲十足的人才,不是让他们被动地等待工作,而是主动地给他们施展才能的机会。   这种“内部跳槽”式的人才流动是要给人才创造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机遇。在一个单位或部门内部,如果一个普通职员对自己正在从事的工作并不满意,认为本单位或本部门的另一项工作更加适合自己,想要改变一下却并不容易。许多人只有在干得非常出色,以致感动得上司认为有必要给他换个岗位时才能如愿,而这样的事普通人一辈子也难碰上几次。当职员们对自己的愿望常常感到失望时,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便会受到明显的抑制,这对用人单位和职员本身都是一大损失。   一个单位,如果真的要用人所长,就不要担心职员们对岗位挑三拣四。只要他们能干好,尽管让他们去争。争的人越多,相信也干得越好。对那些没有本事抢到自认为合适的岗位,又干不好的剩余员工,不妨让他待岗或下岗,或者干脆考虑外聘。索尼公司的内部跳槽制度就是这样,有能力的职员大都能找到自己比较满意的岗位,那些没有能力参与各种招聘的员工才会成为人事部门关注的对象,而且人事部门还可以从中发现一些部下频频“外流”的上司们所存在的问题,以便及时采取对策进行补救。这样,公司内部各层次人员的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当每个干部职工都朝着“把自己最想干的工作干好,把本部门最想用的人才用好”的目标努力时,企业人事管理的效益也就发挥到了极致。   内部候选人已经认同了本组织的一切,包括组织的目标、文化、缺陷,比外部候选人更不易辞职。

发布于2016年02月18日 16:32 | 评论数(0) 阅读数(9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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