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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摆脱色斑之经验谈


    白皙的皮肤如果有了斑,会显得皮肤很脏,人也不清爽。可能我也有暗藏的斑,但由于皮肤白皙的缘故,不容易显现出来。最近几年由于经常在无影灯下工作,非常辛苦,加上灯光照射,我的眼周起了黄色的蝴蝶斑。中医说,眼周起斑缘起于肝部不适,可能是由于肝热导致的,也可能和睡眠不规律有关系。但是无论是哪种问题导致的,只要不是天生的,都有办法淡化!

     大家要记住:色斑是无法根除的,只能淡化减缓,对于斑类皮肤的保养,我简单总结如下:从饮食和生活习惯两方面改善。

     饮食上可以多食用一些富含VC的水果和蔬菜,比如猕猴桃、橙子、西红柿等等。

     生活习惯上,一定注意防晒,如果有条件,上午10点后到下午4点前尽量不要出门,因为这个时期的阳光里紫外线含量比较高!阴天、没太阳的天气出门,也要注意使用防晒霜。尽量避免晚睡,如果遇上加班或者朋友聚会,回到家千万不要因为劳累而忽略了皮肤保养过程。一般这个时候我喜欢贴一个VC面膜睡上一会儿,想起来的时候拿掉面膜就直接休息了!生活规律了,色斑才不会增加。

     治疗上,可以选择含VC的护肤品或者点注VC-也就是最近风靡的“美白针”。

发布于2012年02月21日 10:05 | 评论数(2) 阅读数(521) 我的文章

你给孩子补钙的方法科学吗


    尽管近年来人们对补钙的意识大大加强,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补钙,如经常吃钙片。但据调查,还有大部分儿童处于缺钙状况,佝偻病现象仍很严重。这就说明,补钙还须讲究科学的方法。

     通常食物中的钙有小部分可以被肠子吸收。在我们摄入的大量植物性食品中,含有较多的植酸、草酸,它们能跟钙结合产生化学反应的不溶性钙和盐而使钙的吸收率降低。当脂肪消化吸收不好的时候,未吸收的脂肪酸和钙形成钙皂,随粪便排出。肠胃功能不好也使钙吸收率降低。

     食物中也存在促进钙吸收的因素。维生素D可以在肠黏膜上皮细胞处诱发出了一种特殊的钙结合蛋白,这种蛋白质可将钙主动转运至细胞内并进入血液循环。乳糖在牛奶中含量较多,可以和钙结合生成低分子量可溶性化合物,促进钙的吸收。丰富的蛋白质可提供充足的氨基酸,钙可以和氨基酸形成可溶性钙盐而被吸收。所以要注意补钙的同时食用这些食物。

     奶及奶制品不仅含钙丰富(每100毫升鲜奶中含钙100~150毫克),而且乳糖含量多可促进钙的吸收,是最好的钙的食物来源。但乳糖酶缺乏的儿童不宜喝牛奶。豆类食品、小虾皮、发菜、海带等含钙也很丰富。市售的蛋壳粉、贝壳粉经特殊加工生产的活性钙制剂、冲剂及钙强化食品,也是很好的补钙物品。补钙同时~定要补充适量的维生素D,并加强户外活动接受适当的曰照,以促进钙吸收。

发布于2012年02月20日 11:12 | 评论数(1) 阅读数(452) 我的文章

生命奥秘


    一九八二年新年开始,科技战线上传来第一声春雷l-我国科技工作者运用人工方法合成生物体内的基础物质之一核糖核酸获得成功,使全国人民深受鼓舞。
     核酸的研究是当代生命科学的尖端课题之一,它对于揭示核酸在生物体内的作用,进一步探索遗传和其他生命,现象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核酸分为两大类:脱氧核糖核,酸和核糖核酸。它们都是由不同的核苷酸组成,遗传信息~就贮存在核苷酸上。在生成物世界里用四种碱基排列成的核酸可以表达千变万化的遗传信息,繁衍出无法计算的,面目各异的生物体后代。它好象用七个音符能谱写出无穷变化的乐曲一样。
     核糖核酸是表达遗传信息必不可少的中间物质。它可分为三种:一种叫核蛋白体核糖核酸,它为蛋白质的合成提供合适的工作场所,就象一个自动化的“装配台修,第二种是信使核糖核酸,它负责把遗传密码盔抄录”下来,象信使一样送给蛋白质的“装配台,;第三种是转移核糖核酸,它象搬运工一样,把合成蛋白质的原料氨基酸运往_装配台修,按照信使核糖核酸的信息指令合成新的蛋白质。我国科学家这次合成的核糖核酸,就属于第三种类墅。
     由于核酸具有这样重要的生物功能,所以核酸的人工合成引起世界上很多科学家的重视。虽然已经有脱氧核糖核酸的人工合成-,但由于核酸的分子量大、结构复杂,国际上这方面的工作进展缓慢。合成核糖核酸比脱氧核糖核酸更为困难。我国科学家从一九六八年就开始了人工合成核糖核酸的研究工作。十三年来,经过一百多位科学家千百次的试验,终于在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日胜利完成这-项目。我国合成的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能接受携带转移核糖核酸渗入蛋白质,它与天然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完全相同。这标志着我国在人工合成核糖核酸方面不仅跨入世界先进行列,而且在酶促合成的产率和得率上跃居世界的领先地位。

发布于2012年02月14日 15:39 | 评论数(0) 阅读数(459) 我的文章

工业主义统治将会死亡,技术专家决策体制终将崩溃!


    我们现在目睹的乃是工业主义最终解体的开端,以及随之而来的技术专家决策体制的崩溃。所谓专家决策,我并不仅指以集权方式制订国家计划(苏联迄今仍是这方面的典型),还指那些旨在系统地改革管理方法不那么正规的、颇为分散的做法,凡是技术发达的国家,不论其政治信念如何,都这么办的。社会主义评论家迈克尔•哈灵顿则认为,我们是反对计划的,把我们当前的时代叫做“偶然的世纪”。可是,正如加尔布雷斯所指出的,即使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所有的大公司也是不遗余力,要使生产和分配合理化,尽其所能策划未来的,而政府也是很花力气搞计划的。凯恩斯的战后经济对策也许未尽理想,但也并非即兴的产物。在法国,“计划”已成为国家生活的固定特征。瑞典、意大利、西德、日本的政府也无不忙于干预经济生活,以保护某些工业,资助某些工业,促进经济发展。说到英美,即使地方政府,也设有至少可以称之为计划部门的机构。
     为什么做了这些努力,体制的运转还会失去控制呢?须知,问题不只在于我们计划得不够,还在于计划得欠妥。部分原因可以追究到我们制订计划时依据的前提本身有问题。
     首先,技术专家决策这个制度本身就是工业主义的产物,它反映了那个正在迅速消失的时代的价值观。不论在专家决策的资本主义社会还是不同形式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工业主义都一度是致力于最大限度增加物质福利的体制。因此,不论是基辅或是底特律的寺家决策者,都认为经济增长乃是至上的目的;技术则是主要手段。实际上,这种增长一方面促进私人利益,另一方面,在理论上也在促进公共利益。这一事实并未改变两种不同社会所共有的上述核心假设。专家决策是属于经济中心论的。
     其次,专家决策反映了工业主义的时间观念。工业主义早就在努力摆脱那种一味缅怀往日的沉闷状态,而集注全神于当前。落实来说,它制订计划只是针对未来的。当20年代苏联首次提出五年计划时,曾以其未来主义式的狂想姿态而震动了世界。即使在今天,除开意识形态帷幕两侧的最高级组织机构的情况不论之外,一般仍然把一两年为期的预报视为“长远规划”。我们看到,只有为数一很少的公司或政府机构才开始在考虑今后10年、20年乃至50年的前景。而他们的大多数则仍盲目地在盘算着下星期一如何如何。专家决策无非是一种“近期规划”。
     第三,专家决策制由于它是反映工业主义下的官僚机构的,所以一直以等级制度为前提。世界分成了经理和工人、计划者和执行计划者两大部分,而前者说了算。这种制度按照工业社会的步子走是可行的,而当变化达到超工业社会速度时,它就不灵了。日益不稳定的环境要求在基层作出越来越多的计划之外的决定;瞬时反馈的需要模糊了官与兵的界限,等级制度动摇了。计划者高高在上,对局部情况一无所知,对变化的反应迟钝不堪。人们开始怀疑自上而下进行控制是否行得通,执行计划者也闹着要参与决策权了;计划者则加以抵制。正像它代表的官僚政治一样,专家决策的做法本质上也是非民主的。
     现在,那些破了产的工业时代的办法,再也无法将驱使我们向超工业主义迈进的力量纳入轨道了。在一段时间内,这些力量可能还会有点作用,慢慢地推动着工业或社会。可是,如果把这些力量错误地施之于发达的工业,施之于大学、城市等等变化迅速的地方,那就难免要增加不稳定性,使摇摆和动荡层层相因,越发难于驾驭。更有甚着,由于败绩累累,危险的政治、文化、心理潮流就会一发不可收拾的。
     对于失控形势的反应的一例,是对智能的反感。最初,科学赋予人们以主宰环境从而主宰未来的意识。由于它使未来显得是可以适应而不是不可变易的,因而粉碎了鼓吹逆来顺受和神秘主义的麻醉剂,宗教。但是,时至今日,展示社会失控的事例则不能不使人们产生对科学的幻灭感。结果是,眼看形形色色的神秘主义卷土重来:占星术突然风靡一时,禅宗、瑜伽、降神和掐巫之术成了流行的消遣。围绕着寻求狂欢的体验,寻求非语言和不妨认为是非线性的交流而形成各种各样的小组织。有人说,“感受”要比“思考”更重要,仿佛这二者之间存在矛盾。现在是,存在主义预言家与天主教神秘主义者,容格式精神分析学家和印度教教师爷辈,他们沆瀣一气,鼓吹神秘的和感情的东西,以抵制科学和理性。
     倒退到科学出现前的情况无疑是随着社会上一股强烈的怀旧思潮而来的,这点毫不奇怪。喜爱古董摆设、陈年的招贴画、根据怀旧情绪而设计的游戏,复演所谓“新兴艺术”,传播爱德华七世的风格,重新发掘早已销声匿迹的文化名人如汉弗雷,伯加特或W.C.菲尔德,这一切都反映了对那个朴质无华的过去的内心渴望。于是,强大的追求时尚的力量便乘机利用这种饥渴心理而大肆活动了。复古这一行简直成为欣欣向荣的工业了。
     专家决策的失败以及随之而来的失控感还给所谓“眼前”哲学提供了养料。歌曲和广告为“眼前一代”的出现而欢呼,博学的精神病学家论述着假想的精神压抑症之危害,警告我们不要以现状为满足。采取行动和寻求直接效益受到鼓励。在盛况空前的伍德斯托克摇滚乐狂欢节收场后,一个十几岁的少女对记者说:“我们更多地着眼于现在,也就是说,此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要是在一个地方呆得太久,你就会陷到计划的圈子里去了……因此,你就得走开。”自发性,即社会无计刘状态在个人身上的反映,竟被捧为一种重要的心理美德。
     所有这一切,在政治上同新出现的右翼一新左翼之间的奇特的结合有类似之处,这类结合支持的是那种只能叫做“走着瞧”的对待未来的态度。于是我们便不断听到反对订计划或主张无计划的强烈呼声,后者有时说得委婉些,叫做“有机发展”。在一些激进分子中,这种要求颇有点无政府主义的味道。不仅认为,为他们蓄意要推翻的制度或社会去制定长远规划是无必要或不明智的,有时甚至连为一个一小时左右的会议作一些事先安排也认为没有意思。总之,无计划成了光彩的事。
     反对计划的人认为搞计划就是把种种价值观念强加给未来,可是他们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不搞计划也会这样——常常更糟得多。他们出于对专家决策的唯经济论的狭隘性的愤慨,对于系统分析、成本核算和类似的手段颇多抨击,而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同样这些手段,倘若使用的方法一变,是大可以转而赋予未来以人性的。
     批评家们认为专家决策制只是轻率地一味追求最大限度经济效益而忽略了社会、文化、心理的价值,这样说是对的。他们指责这种做法目光短浅、缺乏民主,这也是对的。他们指责它不称职,同样是对的。
     然而,他们有时倒退而陷入非理性、反科学的态度,陷于病态的怀旧病和鼓吹只顾眼前的泥潭中,这就不仅是不对的,而且是危险的。正如为了取代工业主义而要求退回到工业出现前的体制一样,他们用以取代技术统治的不是后技术统治,而是前技术统治。
     没有比这更危险更不适应的了。无论理论上如何争论¨总之,野蛮势力正在畅行无阻。不管我们是否希望防止未来冲击或控制人口增长,是否希望防止污染或军备竞赛,我们都不能容忍在漫不经心、不加思索、毫无计划的情况下作出关系到人类生存的重大决定。得过且过,这与集体自杀何异!
     我们不需要退到昔日的非理性主义,不需要被动地接受变化,不需要绝望和虚无主义。找们需要的是一种新的战略。我们将在下文加以阐述,这里姑且称之为“社会未来主义”。我深信,用这一战略武装起来,我们的应变能力将达到一个崭新水平。我们将能够发明一种计划形式,比迄今所采用的任何一种办法都更合乎人性,更富于远见,也更加民主。一句话,我们是能够胜过技术统治的。计划者的人性化
     技术统治论陷入唯经济主义的泥潭中不能自拔。除非在战争和极端紧急时期,他们总是从这样的前提出发的:非经济问题,也能用经济手段解决。
     社会未来主义同时向马克思主义的和凯恩斯主义的管理人员的这种根本的假设提出了挑战。未来主义者的论点是:当工业社会出现在历史上的时、空范围内,它孜孜于人类的物质进步,是卓有成效的。然而,一旦跃向超工业主义,便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精神,其影响所及,使社会所追求的目标起而与经济福利互争短长,甚至有取而代之之势。就个人角度而言,自我完善、社会责任、美学成就、享乐的利己主义等等,都与追求物质这一原始冲动相抗衡,并时占上风。富裕生活只是人们争取种种超经济目标的一个起点。
     与此同时,在向着超工业主义飞跃的社会中,经济方面的易变因素——工资、支付平衡、生产率——对非经济环境中的变化变得越来越敏感了。经济问题诚然不少,但是,一大堆在经济上仅属次要的问题,却处于社会上拔尖的地位。种族主义、代沟冲突、犯罪、文化自治、暴力——所有这些问题固然无不有其经济联系,但都没有一件可以单独用经济手段得以解决的。
     制造性生产转向服务性生产,商品和服务机构的心理学化,以及最终转向试验性生产的趋向,也都使经济部门与非经济力量联系得更紧了。消费者的爱好,随着生活风格的迅速变化而变化,所以从经济骚动中可以看到特殊信仰组织兴衰起伏。超工业生产要求工人具有娴熟的操纵符号的技巧,因之他们的思考活动变得比过去更为重要,而且更依重文化的因素。
     现在甚至有事例表明,财政体制对于社会和心理的压力也变得越来越敏感了。只有在向超工业主义过渡的富裕的社会中,人们才会产生新的投资办法,诸如各种互助基金会,这都是出于自愿捐助,或者出于非经济考虑的。凡德比尔互助基金会和普罗维登基金会拒绝向烟酒股份公司入股,庞大的梅茨基金会藐视从事军火生产公司的股票,而小小的凡忒基10/90基金会则把部分资产投入为促进食品生产的工业以及为发展中国家解决人口问题。也有一些基金会只是或主要投资于不同种族混居的住房建筑。福特基金会和基督教长老会都把它们那数量可观的有价证券的一部分投放于一些特定的公司,挑选它们不是单纯为了经济目的,而是因为它们对解决城市问题有潜力。诸如此类的发展,尽管数量还不大,但却准确地标志着变化的方向。
     与此同时,在城市中心拥有固定投资的主要美国公司,无不卷进了社会变化的大漩涡。成百家公司都参加向长期失业而需要救济的人提供工作,组织文化和职业培训并从事其它种种过去不熟悉的活动,等等。这些活动影响所及,竟使世界上最大的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最近建立了一个环境服务部。它事属首创,规定了一整套业务范围,包括处理空气和水的污染问题,根掘美学观点改善公司车辆和设备的形象,帮助城市少数民族居住区的试订学龄前儿童学习计划。这些业务中的任何一条都并不足以说明大公司从此奉行利他主义了,但这确实表明,经济成分与强大的文化心理、社会力量之间的联系是越来越紧密了。
     然而,当这些力量冲击到我们的门前时,技术官僚计划者和经理之流却大都熟视无睹。他们继续按老一套行事,就好像经济部门是与世隔绝,不受社会的和文化心理的影响似的。的确,社会主义国家也好,资本主义国家也好,以经济为中心的思想真是盘根错节,既深且广,终于使其应变所必需的信息系统反应失真。
     例如,所有现代国家都设置了复杂精微的机构,以测定经济效益。我们对于与生产率、价格、投资和类似因素有关的动向,可说随时都有了解。我们可以借助一套“经济指示器”,测出整个经济的健康状况,变化的速度,以及总的变化趋势。如果没有这些测定,我们对经济的控制就远不会像目前这么有效了。
     对比之下,我们却没有这些测定,没有这套“社会指示器”来告诉我们,经济之外,社会是否也是健康的?我们没有关于“生活质量”的测定。我们没有系统的指数来表明,人与人之间是变得更亲近了,还是更疏远了?教育是否变得更有效了?艺术、音乐和文学是否繁荣发展?礼貌、慷慨、和善是否有所增益?前美国内政部长斯图亚特•尤德尔曾这样说道:“国民生产总值是我们的命根子,得之则生,……但是我们却没有环境指数和调查统计资料来测定我们的国家是否一年比一年生活得更好。”
     就表面看,这不过是纯粹的技术性问题而已——留待统计学家去争论可也。但实际上却具有最严肃的政治意义、因为缺少这种测定,就难以把一国一地的方针与相应的长远社会目标联系起来。缺乏这种指数只能延长粗劣的技术统治的寿命。
     人们很少知道:围绕这个问题一场彬彬有礼但却日益激烈的论战,已经在华盛顿展开了。技术统治的计划者和经济学冢们看到这种社会指示器概念会在政治决策者的耳边威胁到他们牢固的地位。与此相反,有一些著名社会学家们却声称社会指示器是必需的。他们是:韦恩州立大学的伯特伦•格罗斯、罗素二赛奇基金会的坎里诺•谢尔顿和威尔伯特•穆尔、哈佛的丹尼尔•贝尔和雷蒙德•保尔。其中,格罗斯写道:我们正目睹一场广泛的针对目前美国政府统计机构的所谓“经济市侩主义”的反叛斗争。
     这场反叛斗争得到了一小群政界人物和政府官员的积极支持,他们认识到我们迫切需要一个超越技术统治的社会情报系统。这些人物包括丹尼尔•莫伊尼汉(举足轻重的白宫顾问),以及明尼苏达州参议员瓦尔特•蒙戴尔和俄克拉何马州参议员弗雷德•哈利斯;还有若干位前内阁官员。我们可以预期,在不远的将来,同样的反叛也会在其它世界首都爆发,从而再一次在技术官僚与后技术官僚之间又要界线分明了。
     其实,呼之欲出的未来冲击本身就指出了新的社会测定的必要性,但这甚至在迅速出现的论述各种社会指示器的文献中都还没有提到过。举例来说,我们急需一种技术用以测定存在于不同社区、不同人群以及个人经历的变化速度。从原则上讲,这样做是可能的,即设计出一种“变化速度指数”,用以揭示我们与各种事情、处所、人物、组织以及提供情报信息的机构(那些构成了我们社会环境的机构)从建立关系到结束关系之间的时间间隔。
     这样一种指数将说明,譬如说,社会上不同群体的生活经历上的奇异差别——为数甚多的人日子平谈、沉闷,而另一些人则过着一种充满狂乱动荡的生活。试图以同一方式和这两种人打交道的政府施政方针,势必会遭到其中一方乃至双方的愤怒抵制。
     同样,我们也需要测定环境中新鲜事物的指数。社区、组织或个人必须经常和首次面临的局面打交道的机会如何?一般工人家庭中有多少用品在功能或样式上真正算得上是新颖的?有多少是传统旧物?为了产生刺激而又不过分刺激,从事物、人或任何其它有意叉的方面来说,需要什么样的新颖水平?儿童能比父母多吸收多少新鲜事物——如果他们的确可以多吸收的话?老龄化与接受新事物能力减退之间关系如何?是以什么方式表现的?这种差异怎样与政治的和代沟的冲突相关连?(这种冲突现在正使技术社会四分五裂。)通过研究和测定新事物侵入社会生活的程度,我们或许能够开始控制涌入我们社会机构和个人生活中的变化洪流。
     那么关于选择和选择余地过大又怎么样呢?我们能够在人类生活中制造出一种测定重要选择的手段吗?任何一个标榜民主的政府能不关心这个问题吗?尽管在选择自由上有种种花言巧语,但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府机构敢说曾尝试过测量这种自由。这个假设纯粹是说?收入越多越富裕就意味着越多的选择,而越多的选择就意味着自由。现在该是检查我们政治制度的这些基本假设的时候了吧?!如果我们打算建立一个人道的超工业社会以防止未来冲击的话,那么后技术统治的计划必然正是要和这类问题打交道的。
     任何社会想要成功地跨入下一个经济——技术发展阶段,都需要一个能测定社会和文化成就的指示器的敏感系统,与经济指示器结合起来,构成技术设备的一部分。对于后技术统治的计划制订和改革管理来说,这是绝对必要的先决条件。
     此外,这种计划制订中所体现的人性化,也一定会反映在我们的政治结构中的。为了把超工业的社会情报系统与社会决策中心联系起来,我们必须使对生活质量的关注制度化。于是,伯特兰•格罗斯和其它社会指示器运动积极分子们建议创建一个总统社会顾问委员会。他们认为这个委员会可按现存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形式组成并在社会领域中具有与之平行的职能。这个新机构将如经济顾问委员会着眼经济指数那样,监视关键性的社会指数器,向总统汇报变化情况。它将发表关于生活质量的年度报告,按照规定目标,清楚地说明我们社会进步(或停滞不前)。这个报告与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年度经济报告相辅柏成。通过提供我们社会状况的可靠而有用的数据资料,社会顾问委员会将开始全面影响计划制订,使之对社会成本和收益反应更敏感,少一些冷酷的技术统治和以经济中心论的色彩。
    这种不仅在联邦一级、也在州市一级建立的委员会,当然解决不了我们的全部问题,消灭不了冲突,保证不了社会指数器的顺利运行。简言之,它不会从政治生活中消灭政治。但是它将促使人们(①原注:关于社会顾问委员会应该在组织上独立,还是成为扩大的经济和社会顾问委员会的一部分,建议者们则莫衷一是。然而在需要结合经济和社会情报机构问题上,各方的意见则是一致的。)承认这样一个概念(并提供政治力量),即进步的目标已经超出了经济范围。指定许多机构去监视说明生活质量变化的指示器,将使我们踏上朝着计划的人性化迈进的漫长征途,这是社会未来主义战略的必不可少的第一阶段。

发布于2012年02月14日 08:03 | 评论数(0) 阅读数(571) 我的文章

带给孩子人生的启示


    图画书中不仅有一个个有趣的故事,也深含着许多深刻的道理。图画书的作用就在于在孩子心中创造故事的世界,当它把愉快和乐趣带给孩子们时,它也把知识带入了孩子的精神世界。孩子在生活中遇到的每一个问题、可能会有的每种感受都能够,在图画书中找到答案。

     比如,当孩子去阅读《勇气》时,他可以学会用幽默的态度勇敢地面对生活;读《大脚丫跳芭蕾》,可以学会积极地、坦然地接纳自己的所谓“缺陷”;读《小蓝和小黄》学会充分享受温暖的亲情和友情;读《月亮的味道》可以学习团队合作与分享的精神;读《花婆婆》可以学会在平凡或不平凡的生活中立高远之志;读《一片叶子落下来》可以学会分享大自然中死亡与生命的意义……

     所以,图画书能够符合儿童的形象性思维,并且可以能激发孩子的想象力。语言能力、思维能力、以及人生的启示方面对孩子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提升,除此之外,图画书最能吸引孩子的地方就是它能帮孩子爱上阅读。公用童话故事启发孩子利用故事来启发孩子,是最便利,也是最有效的方式。柏拉图有这样一个主张: “生动的故事是向理性觉醒前的儿童传播道德真理的最有效和最恰当的方式”。有一个孩子不爱听故事,孩子认识世界也是通过故事,所以孩子在故事中潜移默化地学习,比如诚实、责任、礼貌等。

     如果家长不知道如何教育孩子,不妨到书中去寻宝,讲故事是对孩子进行早期教育和训练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

发布于2012年02月01日 14:39 | 评论数(1) 阅读数(566) 我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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