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用户:当前博客数据库正进行升级,后台暂时无法访问,前台的评论功能暂时也不能使用,敬请谅解。对此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信息加载中...

也许会引起你震撼的一本书 — 《笛卡尔的错误》


       很高兴,7月初接到了教育科学出版社送来的“笛卡尔的错误”一书中译本的样书。在去汕头大学参加校董会议的飞机上,又读了一遍,连同原版,我这是第四遍读这本书了。坦白地说,可能远远没有读通,有点感觉而已。

这本书是我推荐,希望能译成中文出版的。在几年以前,当我重新涉足研究工作时,从DANA 基金会推荐的书目中,找到了Damasio 博士写的几本书。由于我对探讨儿童情绪和性格发展的兴趣,我设法买到了他的两本书,Descartes' Error: Emotion, Reason, and the Human Brain, 1994版 和The Feeling of What Happens: Body,  Emotion and the Making of Consciousness. 1999版。看完有一种震撼后豁然开朗的感觉。这些书给我以一种新的视角来看待和研究一些原来习以为常,但是有时又常常困惑不得其解的问题,特别是一些教育领域里的问题。

2004年秋天,我到哈佛大学参加《心智、脑与教育的学术会议》,在会上第一次遇到了Damasio夫妇。那次会议一开始就是Damasio 和加德勒博士的对话,他们两人分别以神经科学家和教育家身份进行了一次合作性的讨论。会议之后,我们又一起去了Ross 学校参加研讨会,对他们的学识和人品有了进一步的了解。2005Damasio夫妇应邀访问了东南大学,接受了东南大学名誉教授的聘任。他在东南大学做了一场深入浅出的报告。这些都促使我希望把他的著作介绍到中国来。

原来是希望上面提到的两本书可以同时翻译出版,这也是Damasio本人的愿望,可是经询问以后,几位专业人士不是没时间,就是认为太难翻译了,不愿接手。感谢我在东南大学的年青同事毛彩风女士应允翻译第一本书:Descartes' Error,教育科学出版社承接了出版的任务。另一本书的进展情况,已不得而知了。当时,我曾应允教育科学出版社,在此书出版时写一篇中文的引言,后终因顾虑自己涉足此领域不久,对此书的理解不够准确,没敢在正式出版的中译版上乱发议论,最终没有实践我对教育科学出版社的承诺,为此感到遗憾和歉意。现在才在博客上写就这篇文章,-希望做一点也许是作用不同的补偿。

       
        出自于对中国现状和发展前途的关切,现在论述教育、特别是道德教育和创新教育的著作已经充斥书市了。其中不乏有见地的,但不少是同一层次,内容风格雷同、不断重复的文字注释。“笛卡尔的错误”这本书却是一本视角完全不同;品味和层次完全不同;细读以后能够引起思想震撼的书。正如在德国施杜里希教授所著的《世界哲学史》中所叙述的:20世纪(至少20世纪下半期)的思想特征是对笛卡尔二元论的背离。一本书为《笛卡尔的错误》的书的出版就是这思想转变的标志,这本书的作者是神经病学家达马希奥”(引自吕叔君先生翻译的《世界哲学史》525页)。

似乎《笛卡尔的错误》原书已有导言,加之,此书出版十周年时,Damasio博士自己又以“重读《笛卡尔的错误》”为题,写了一篇序,现在已经放在中译本的前面,我再写一篇中文导读的文章似无必要。但我以为并不如此,因为在这个领域里,我国的文化传统和目前的思想潮流和Damasio著作的思想和科学基础有很大的差别。对我国读者来说,读这本书可能会因有较大的思想跨度,而感到不易接受,或不予重视。也许我是杞人忧天了,不过写一点自己的心路,也许能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起一点导读的作用。

       笛卡尔(René Descartes 1596-1650)是法国数学家、哲学家和生理学家,在西方的哲学中,他是第一个系统阐述心智和躯体问题的学者。他继承了唯心主义的哲学观,使之适应当时科学发展的要求,力求调和机械论和上帝。灵魂和自由的概念。实际上,他把认识客观世界的权力从上帝那里要回来了,这是他对推进科学发展起的重要的、历史性的、积极的作用。笛卡尔虽然提出了灵魂和躯体以及神经系统相互作用的问题,并且作了一定的阐述,但是他持有极端二元论的观点。他认为,精神和躯体是完全不同的。躯体的特性是可以延展,可以有形状、位移、运动等特性。但是它是被动的;而精神或灵魂的属性是纯粹的思维,它是唯一的,是主动地、自由的。只有思想是自我的本性,所以我们拥有的精神的概念比任何具体的物质都占有优先的地位,更加可以确定它的存在,因为,我即使在怀疑是否我的躯体存在时,我已经能确定我能思维,我能确定我的存在。这就是那句名言“我思故我在”表达的哲学思想。
      笛卡尔提出的心智和躯体关系的命题和他所持有的二元论的观点,直至三百多年后的今天,仍是学界争论的热点,而且是许多人,从哲学家到科学家,从宗教界人士到普通老百姓自觉和不自觉中持有的观点。德国施杜里希教授所著的《世界哲学史》中所叙述的:20世纪(至少20世纪下半期)的思想特征是对笛卡尔二元论的背离。 这种背离至少在中国教育界的大多数人的思想里并没有自觉地发生。尽管指导我们国家的哲学思想是辩证唯物主义,但是在实际上持二元论观点对待教育问题是目前的主流思潮。例如很多人为了加强德育教育,提了很多建议,却很少人研究被施加教育对象的脑是怎样的,它会随我们的意愿而改变吗?它没有发展和可塑的客观规律吗?我常常比喻说,你想要往木头里钉一个钉子,也得看看木板是什么材料的,以便选择合适的钉子和施加合适的力,可是,在我们对学生实施教育的时候,有几个人认真学习过脑科学的基本知识,考虑过学生脑的发展规律,总以为良好的主观愿望,加上(或是)客观的需要就是实现教育的依据。一提到培养创新型人才,就认为只要领导重视,增加投入,创新型人才就会立即出现。
      前一阵,于丹女士关于“我们心智的家园”的演讲和论述,引起了社会上不少人的共鸣,产生了至少是从报刊和电视上可以看到的轰动。于丹女士认为我们心智的家园在我们的先圣孔子那里。我却认为这是在二十一世纪重复西方出现宗教和圣经类似的经历,因为那时人们不知道人类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复杂的精神世界如何处理,把问题的答案交给了上帝。由于科学的发展,到了17世纪,人们已经公认心智坐落在脑之中,即使是持二元论的笛卡儿,也定位了灵魂和躯体接触的位置是脑中的松果体。于丹女士在二十一世纪塑造了新的类似于圣经的故事题材,并且引起了“大众”的强烈共鸣。不同的是圣经的写作完成在现代科学发展以前,纪录的是神化了的道德高尚的神的语言。神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宣传神的人有人供养,至少在表面上可以不计名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甚至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以挽救芸芸众生。当然,到了现代的二十一世纪,一方面科学已经发展了,另一方面不能要求世俗的人像圣人那样,要赢得说教力,自然就需要动用其他的特长了。
      Damasio撰写的《笛卡尔的错误》一书中明确提出我们的精神的家园是我们的脑以及躯体。Damasio一方面将情绪整合入认知神经科学的范畴,以致我们可以像理解视觉一样理解情绪。,第二他解决了意识的性质(Nature)问题 。他重要的贡献还在于指出脑和躯体,即心智和躯体是不可分割的。情绪引起的植物神经系统作用下产生的躯体标识机制(Somatic marker mechanism),是人内部环境在脑中的写象,它和外部环境经过感知在脑中形成的写象一起,相互协调、相互反馈作用而决定了我们的行为。情绪引起躯体标识机制是先于我们的高级思维而在进化中形成的,它也许就是我们意识和思维的基础

可惜,在中国关注这一新的思想特征的学者还不如关心“后现代论”的人多,在处理许多精神领域的问题时,我们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了笛卡尔两元论的队伍,这是中国目前教育界对待此类问题的主流思潮。我是学工程科学出身的,自然对Damasio的思想容易产生共鸣。尽管两元论和还原论的争论还在进行,远未结束,但是持一种唯物的世界观,一种开放的态度,了解不同观点的态度,了解科学技术新进展的态度总是应该有的吧!

      至少读一读这本《笛卡尔的错误》的书吧。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架起在心智、脑和教育学之间存在的鸿沟上的一座优美的桥梁。 

发布于2007年07月31日 05:17 | 评论数(68) 阅读数(23437) 脑与教育

和于格先生面对面


 

于格先生虽然在西方是位名人,特别是在法国和美国,然而在中国却知其者甚少。

       我是通过在法国的好朋友桑韶华女士知道于格先生的大致经历的。2005年夏天,我们一起在意大利西西里岛参加为期两周的夏季学术讲习班,我见她正在忙着翻译一本于格写的书,她告诉我,这是一本使她心灵深处深深地被触动的书,她曾经一面阅读,一面流泪,所以想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通过她的讲述,我知道了该书原作者于格先生的一些简单身世。

1943年,于格(Hugues de Mondemben)出生于一个法国的贵族家庭。他在17岁时决定过独立的生活,离开了家。完成学业以后,作为记者和画家,他开始在世界各地旅游,到过很多一般旅游者不去的地方。1978年,他35岁时在纽约被两个歹徒用硫酸残害,以致双目失明。这次突然的遭遇让他从人生的巅峰,突然坠落到了黑暗的痛苦深渊。他在双目失明以后,从1980年动笔,到1982年完成了这本传记。我还听说,他所以在西方出名,不仅因为他的悲惨遭遇,更主要的是因为他失明以后,始终努力保持着对光明的追求,对生活的热爱,力守做人的价值和尊严。恢复体力以后,他继续在世界各地旅游采访,并进行教育和艺术方面的工作。他的坚强和成就,使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声誉,也包括爱情。他现在的夫人Lin Utaon是丹麦籍的著名艺术设计师,她的父亲是设计著名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的那位丹麦建筑设计家--- John Utaon

74,正当我准备动身去汕头大学参加毕业典礼和校董会时,接到了韶华的电话,说她到北京来了,她此行的目的是为她翻译的于格的著作出版召开新书发布会。于格先生5日也会从法国飞来北京,他们预定8日一起去上海,在上海开第二次新书的发布会。很遗憾,我因要离京去汕头,相约只能在我回京以后,7日晚上一起聚会一次。

        7日晚,我去宾馆接他们。我和于格先生是初次见面,他那天穿着一套整洁挺拔的白色西服,带着一副比通常眼镜要大的深褐色的薄钢板眼镜,身材魁梧,气度高贵,神情刚毅,除了手上拿着的一根细竹竿以外,和一位我们通常看到的西方绅士没有什么两样。于格先生自治能力很强,上车、下车,用餐和签字都能自己独立完成,谈吐举止和常人一样。席间,他一点都没有谈到自己的经历,既不吹嘘,也不哀叹,就像常人对常人交际那样,落落大方。
        于格先生和韶华女士送给我一本由三联书店刚出版新书“残杀光明”,并题了词和签上了他们的名字,这是十分珍贵的礼物。回家以后,我一口气读完了全书。书的第一章记载了他被残害的经过,看后令人久久不能平静。遇到这种厄运,常人一定会感到生不如死。设想如果是我自己,或是我的亲人遭此残害,如何能有继续活下去的勇气?!韶华告诉我,在八十年代初,电脑并不普及,于格作为盲人手写了所有的章节,除了第一章。第一章是全书最后完稿的,他不能像书写其它章节那样亲自用手写出来,只能口述下来,请人代为成文,因为每一次回忆自己被残害的经过,都让他极度痛苦,而不能自持。书的可贵之处在于真实,没有空洞的口号和豪言壮语,没有掩饰和装潢,却因为真实而感人;因为充满了人性,而显得高贵。这本书不易看懂,因为穿插着作为艺术家的于格所特有的幻想、浪漫和幽默,他追求真实和人性,而并不把自己描写得完美,和我们过去熟悉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类书相比,风格回然不同。 
       我想提到席间发生和谈论的几件小事。
       那天,我把我的孙儿霆霆也带去了,事先我向他讲述了于格的经历,为了礼貌没有安排他和我们共餐。晚餐快结束时,他进来了,多次拥抱了初次见面的、陌生的于格,这对他不是一个寻常的举动。两位为我们服务的小姐,居然在不太明亮的餐厅灯光下,读起于格的书来了,那么专注,以致忘了为我们上甜点。可见,即使是充斥浮华的环境,即使是这些独生子女,他们仍然会和我们那个时代的人一样,崇拜英雄,有同情他人不幸的人心。这让我看到了一些希望。 
       于格给我提了两个有关中国教育的问题。原来,他在世界各地旅游时,没有到过中国,认为中国是一个充满神秘和遥远的国度。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他在巴黎遇到了几位从西安去的访问学者,相互之间建立了友谊。因此,他于1995年第一次到了中国,在西安访问了三周。2001年又到西安执教了半年。他问我,为什么1995年他教的大学生对前途充满了希望,十分乐观,而2003年他感到大学生不那么乐观了,对自己的前途感到不确定和忧虑。真是旁“观”者清。我沉默了一阵,还是讲了我的真实想法,在这样人物的面前,敷衍和粉饰会让我感到负罪。我说了我个人的意见,我认为这期间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是有目共睹的,大学生情绪的变化,来自于我们教育决策的失误。98年以后大学扩招过快,而没有考虑就业市场可能接纳的能力。大学生如果感到毕业以后可能面对着过大的就业压力,他们的情绪会发生如于格所说的变化。

另一个教育方面交谈的内容是关于盲童的教育问题。他在西安参观盲童学校时,看见老师用一根绳子牵着一串盲童在行进。他问为什么不让他们用拐杖学会如何自己自理生活,这是他自己的经历和经验。那个学校的教师告诉他,因为经费不足。他对这样的回答,感到不解。因为这不是经费问题,为了证实这一点,他告诉我,他现在用的那根细拐杖,就是从西安山上拔来的一根普通的竹竿,他希望用这个行动激励更多的人给盲童更好的教育。我回答他,他希望实施的这些教育需要的是精神和技术,精神和技术取决于师资,而不是昂贵的仪器。竹竿虽然十分便宜,山上到处可以找到,并不费钱,但是师资的培养和造就,一样需要钱,需要多得多的钱。还不只是钱,需要正确的教育决策、理念和时间。

        教育、教育、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教育的正确决策,包括发展规划和教育目标,包括师资队伍建设,这些都是教育发展和改革的核心,而这些都首先需要有科学的教育研究作为基础。

 

发布于2007年07月21日 20:11 | 评论数(32) 阅读数(16781) 我的文章

和朱棣文先生面对面


     近几年来,我每年至少去往李嘉诚先生创办的汕头大学一次,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和校董会。除了李嘉诚先生、校董会成员、李嘉诚基金会的董事届时都会云集汕头大学以外,每年他们都会请一位重量级的著名人士,作为毕业典礼的主礼嘉宾。主礼嘉宾会给学生们作学术报告,并在毕业典礼上发表一篇演说,作为送给毕业生临别的精神礼品。这些主礼嘉宾不仅水平高,而且都是功成名就的著名人士,说话的效力也就不是我们这些等闲之辈可比的。过去几年的主礼嘉宾有袁隆平院士、丘成桐先生等。今年请的主礼嘉宾是1997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华裔科学家朱棣文博士。

      朱棣文博士因为发展了激光冷却和俘获原子的技术,成为第一个可以控制和移动单个原子的人,取得了对科学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成就,因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这次我有机会和这么一位有成就的科学家一起参加活动,得以聆听他的两次讲演,真是一次珍贵的机遇。 
   
      他演讲的内容我不想在这里重述,大家可以在汕头大学的网页上找到。我想介绍的是我的两个想不到。    第一个想不到,他从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岗位上转为主要从事科学管理工作。他现在是美国劳伦斯.伯克莱国家实验室的主任,成为掌管美国能源部下属国家实验室的第一位亚裔人士。目前该实验室的员工4000多人,科研经费每年5亿多美元。第二个想不到,他领导的旨在解决未来能源问题的项目居然不是原来他从事的物理领域的工作,而是微生物领域的工作。他们在研究白蚁如何能够将坚韧的纤维素变成类似酒精的食物。研究白蚁胃里微生物的作用,并想运用基因工程来加以控制,制造出能生产酒精的微生物,以解决清洁能源的问题。这在常人眼里真是一件异想天开的事。你怎么都难以把小小的白蚁和解决人类的能源问题相联系。我不知道这样的项目在中国能否通过专家评选,至少超出我的想象力。

   

      作为对教育感兴趣的人,我自然会注意到他的成长过程。看来他家族的基因不错,父母学问渊博,都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生。他在他报告的最后提到:在我成长的家庭里,教育不仅是被重视,而且,它是我们生存的理由。他介绍说:他的父辈亲属在科学和工程上都有高级学位。他所有的表兄妹和堂兄妹都有哲学博士或医学博士学位。他的两位兄弟一共拥有5个医学博士、哲学博士或法学学位。他戏称自己只有一个高级学位,在家里在学术上属于“二等公民”,得到诺贝尔奖金以后才让他在家里和其他人一样有了在学术上平起平坐的机会。他出生在美国,父母给他提供了良好的和宽容的教育。他在回答家庭给他的影响时,强调了父母首先关注他们的行为、价值观,要求他们做事认真和专注,但是不要求他们一切按既定的规矩和次序进行。他特别提到他的母亲,不管他想学什么,即使不是不通常遇到的,她都很支持,包括允许他像一些年轻人一样,房间比较乱。他说:父母给我的混合的DNA是重要的,但是他们教养我的方式也是很重要的。
       我想他的父母也支持他获得好的学校教育,他在罗切斯特大学毕业,博士学习在伯克莱大学完成,这些大学都是名校。他特别提到70年代毕业以后到贝尔实验室工作的经历,1977年那一年进入贝尔实验室的人中有5(或6)位都得到了诺贝尔奖金。这段经历是否是他从科研转向科研管理,以求培养更多年轻精英人才的原因,当时没有想到问他一下。

      可见,一个人的成功是先天条件和后天教育,以及个人努力和机遇造就的。

发布于2007年07月11日 12:40 | 评论数(26) 阅读数(8918) 我的文章

2025年的学校会是怎样?—应邀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层智囊团会议


 

    上周末,,我闪电似地去了一次德国,22日中午上的飞机,当日下午到达法兰克福近郊的王储山(Knonberg)宾馆,两小时以后会议就开始了。23日全天都是会议,直至下午六点,晚餐餐桌上继续讨论后续的工作。24日赶回北京,25日早上830下飞机就直接去了京丰宾馆,因为要赶回来参加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初选。这次去德国开会,参加会议的时间比坐飞机的时间要短近一半,为什么我愿意应邀参加如此辛苦的一次旅行呢?因为会议的内容和规格使我感到值得为之付出。

     会议的全称是“有关知识获取与分享的联合国教科文高层智囊团会议(UNESCO High Level Group of Visionaries on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Sharing。会议由联合国教科文总干事发出邀请,由负责通讯和信息的副总干事Khan先生主持,德国联合国教科文全委会承办,德国BASF公司赞助。会议邀请了18位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组织、具有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士参加。在这样的会议中,第一次邀请了国际跨国公司和私营部门的代表参加。这是这次会议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因为传统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只和政府组织和政府间组织交往,最多和一些大的非政府组织有些接触。所以在会议一开始,作为主席的副总干事就强调了这点,会议邀请了微软公司的副总裁Gupta先生,Intel欧洲区负责教育的Ruth女士,以及WIKI百科全书网的董事会代表Devouard女士参加。这代表了一种未来发展的趋势——跨国公司和私营企事业部门在非经济领域的作用会越来越重要.

     这次会议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准备召开的系列会议中的第一次会议。在上世纪9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经组织过一个委员会,研究21世纪教育的变化,于1996年发表了题为《学习—21世纪的财富》的报告,提出21世纪教育的四大支柱:学会获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做人。现在20年过去了,技术进展如此神速,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发达国家知识社会(注意不是提知识经济社会了,我曾经在三年前写过文章强调知识社会和知识经济社会的不同)经逐步成为现实,需要回顾和认真审视教育这期间发生地变化,预计其将来发展的趋势,以提出应该采取的战略决策和教育改革措施。 我感到几乎要把我榨干了。

      会议就八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和辩论,会议主要形式是轮转的小组会,要用板报写下观点,想偷懒是很难堪的。会议讨论的八个领域是:1,        新技术对学习模式的影响2,        未来教师的作用3,        未来评测的模式4,        未来传统教育的体系变化5,        广义“知识”术语的含义6,        IT私营部门在学习中的作用7,        未来的网络教育8,        技术对推动知识社会发展的影响。

    

     23日当天的晚餐桌上我们已经拿到了会议讨论的纪要,昨天会议宣言的草拟稿已经用电子邮件寄来了,要求周三以前提出修改意见并退回。19932001期间我曾代表国家参加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些会议。那时的会议可没有这样的效率,是联合国教科文变了,还是因为会议在德国召开的缘故,不得而知,至少对我是一次新的体验。下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会继续组织一系列的有关会议,计划在明年完成这项建议报告。

    
      我从教育部退下来以后,已经不参加规划和计划研讨了,情况也不了解。我希望,也相信我们的那些科研和教育规划是建立在认真地、科学地研究基础之上,建立在对未来发展的预期上,是有战略眼光的,是四个面向的,而不是长官意志的注释和司长们现有工作任务的延伸。我想一定不会是这样的,因为事关重大。 
     再说点轻松的话题。王储山宾馆实际上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母亲建 的宫殿。她是英国伊丽莎白女皇的女儿,嫁给了普鲁士的王储,可是老皇帝长寿,活到93岁才逝世。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她和她的丈夫好不容易等到登基,九十多天就因他的丈夫去世,而结束了荣登皇位的短暂历史。据说她一生很关心教育,特别是女童和妇女教育。我们开玩笑说,她只注意女性的教育,忽略了对儿子的教育,所以她的儿子威廉二世成为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之一。

       王储山宾馆就像一座博物馆,许多原物放置和陈列在宾馆的各处,连住的房间里也有不少原物。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居然能保存下来,真令我感到不解,不要说是战火的洗劫,就是平常的保护和防窃都不容易。了解情况的会议人士告诉我,欧洲人打仗不喜欢破坏建筑,而平时的爱护则是国民素质的表现。我心里想,他们在圆明园的行为可不是这样。王储山宾馆的环境很美,周围有数个高尔夫球场环绕,都是绿色的古树和草地,其中有一个意大利风格的玫瑰花园。因为会议时间安排得太紧,我只能匆匆地就近跑了一圈。正值是周末,有不少结婚典礼在宾馆举行,大概是有钱人,穿着入时,布置豪华,彻夜欢庆,但不喧哗。

      离开我第一次到德国留学,大致三十年过去了。回想起来,我第一次到德国,从飞机上下来,两手拎着60斤重的生活用品,包括肥皂、草纸,因为那时一个月国家只发给我们11.8马克的零用钱,在国内连外币都没看过,更谈不上有私人外币了。现在出国,拎着个小包,怀里揣着两张信用卡,别说是外国人付账,就是自己付账,也不至于下不了台。中国毕竟进步了,和三十年以前大不一样了,从这儿我又感到了希望,感到了信心。

      有时间,等会议的宣言改好了,我会把它译成中文,和大家分享。

 

发布于2007年07月01日 09:10 | 评论数(30) 阅读数(9974) 我的文章

    1     页码:1/1


版权所有 © 2017 Ci123.com 育儿博客 向育儿网举报 网络110报警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