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7月初接到了教育科学出版社送来的“笛卡尔的错误”一书中译本的样书。在去汕头大学参加校董会议的飞机上,又读了一遍，连同原版，我这是第四遍读这本书了。坦白地说，可能远远没有读通，有点感觉而已。
这本书是我推荐，希望能译成中文出版的。在几年以前，当我重新涉足研究工作时，从DANA 基金会推荐的书目中，找到了Damasio 博士写的几本书。由于我对探讨儿童情绪和性格发展的兴趣，我设法买到了他的两本书，Descartes' Error: Emotion, Reason, and the Human Brain, 1994版 和The Feeling of What Happens: Body, Emotion and the Making of Consciousness. 1999版。看完有一种震撼后豁然开朗的感觉。这些书给我以一种新的视角来看待和研究一些原来习以为常，但是有时又常常困惑不得其解的问题，特别是一些教育领域里的问题。
2004年秋天，我到哈佛大学参加《心智、脑与教育的学术会议》，在会上第一次遇到了Damasio夫妇。那次会议一开始就是Damasio 和加德勒博士的对话，他们两人分别以神经科学家和教育家身份进行了一次合作性的讨论。会议之后，我们又一起去了Ross 学校参加研讨会，对他们的学识和人品有了进一步的了解。2005年Damasio夫妇应邀访问了东南大学，接受了东南大学名誉教授的聘任。他在东南大学做了一场深入浅出的报告。这些都促使我希望把他的著作介绍到中国来。
原来是希望上面提到的两本书可以同时翻译出版，这也是Damasio本人的愿望，可是经询问以后，几位专业人士不是没时间，就是认为太难翻译了，不愿接手。感谢我在东南大学的年青同事毛彩风女士应允翻译第一本书：Descartes' Error，教育科学出版社承接了出版的任务。另一本书的进展情况，已不得而知了。当时，我曾应允教育科学出版社，在此书出版时写一篇中文的引言，后终因顾虑自己涉足此领域不久，对此书的理解不够准确，没敢在正式出版的中译版上乱发议论，最终没有实践我对教育科学出版社的承诺，为此感到遗憾和歉意。现在才在博客上写就这篇文章，-希望做一点也许是作用不同的补偿。
出自于对中国现状和发展前途的关切，现在论述教育、特别是道德教育和创新教育的著作已经充斥书市了。其中不乏有见地的，但不少是同一层次，内容风格雷同、不断重复的文字注释。“笛卡尔的错误”这本书却是一本视角完全不同；品味和层次完全不同；细读以后能够引起思想震撼的书。正如在德国施杜里希教授所著的《世界哲学史》中所叙述的：“20世纪（至少20世纪下半期）的思想特征是对笛卡尔二元论的背离。一本书为《笛卡尔的错误》的书的出版就是这思想转变的标志，这本书的作者是神经病学家达马希奥”（引自吕叔君先生翻译的《世界哲学史》525页）。
似乎《笛卡尔的错误》原书已有导言，加之，此书出版十周年时，Damasio博士自己又以“重读《笛卡尔的错误》”为题，写了一篇序，现在已经放在中译本的前面，我再写一篇中文导读的文章似无必要。但我以为并不如此，因为在这个领域里，我国的文化传统和目前的思想潮流和Damasio著作的思想和科学基础有很大的差别。对我国读者来说，读这本书可能会因有较大的思想跨度，而感到不易接受，或不予重视。也许我是杞人忧天了，不过写一点自己的心路，也许能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起一点导读的作用。
笛卡尔（René Descartes ，1596-1650）是法国数学家、哲学家和生理学家，在西方的哲学中，他是第一个系统阐述心智和躯体问题的学者。他继承了唯心主义的哲学观，使之适应当时科学发展的要求，力求调和机械论和上帝。灵魂和自由的概念。实际上，他把认识客观世界的权力从上帝那里要回来了，这是他对推进科学发展起的重要的、历史性的、积极的作用。笛卡尔虽然提出了灵魂和躯体以及神经系统相互作用的问题，并且作了一定的阐述，但是他持有极端二元论的观点。他认为，精神和躯体是完全不同的。躯体的特性是可以延展，可以有形状、位移、运动等特性。但是它是被动的；而精神或灵魂的属性是纯粹的思维，它是唯一的，是主动地、自由的。只有思想是自我的本性，所以我们拥有的精神的概念比任何具体的物质都占有优先的地位，更加可以确定它的存在，因为，我即使在怀疑是否我的躯体存在时，我已经能确定我能思维，我能确定我的存在。这就是那句名言“我思故我在”表达的哲学思想。
笛卡尔提出的心智和躯体关系的命题和他所持有的二元论的观点，直至三百多年后的今天，仍是学界争论的热点，而且是许多人，从哲学家到科学家，从宗教界人士到普通老百姓自觉和不自觉中持有的观点。德国施杜里希教授所著的《世界哲学史》中所叙述的：20世纪（至少20世纪下半期）的思想特征是对笛卡尔二元论的背离。 这种背离至少在中国教育界的大多数人的思想里并没有自觉地发生。尽管指导我们国家的哲学思想是辩证唯物主义，但是在实际上持二元论观点对待教育问题是目前的主流思潮。例如很多人为了加强德育教育，提了很多建议，却很少人研究被施加教育对象的脑是怎样的，它会随我们的意愿而改变吗？它没有发展和可塑的客观规律吗？我常常比喻说，你想要往木头里钉一个钉子，也得看看木板是什么材料的，以便选择合适的钉子和施加合适的力，可是，在我们对学生实施教育的时候，有几个人认真学习过脑科学的基本知识，考虑过学生脑的发展规律，总以为良好的主观愿望，加上（或是）客观的需要就是实现教育的依据。一提到培养创新型人才，就认为只要领导重视，增加投入，创新型人才就会立即出现。
前一阵，于丹女士关于“我们心智的家园”的演讲和论述，引起了社会上不少人的共鸣，产生了至少是从报刊和电视上可以看到的轰动。于丹女士认为我们心智的家园在我们的先圣孔子那里。我却认为这是在二十一世纪重复西方出现宗教和圣经类似的经历，因为那时人们不知道人类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复杂的精神世界如何处理，把问题的答案交给了上帝。由于科学的发展，到了17世纪，人们已经公认心智坐落在脑之中，即使是持二元论的笛卡儿，也定位了灵魂和躯体接触的位置是脑中的松果体。于丹女士在二十一世纪塑造了新的类似于圣经的故事题材，并且引起了“大众”的强烈共鸣。不同的是圣经的写作完成在现代科学发展以前，纪录的是神化了的道德高尚的神的语言。神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宣传神的人有人供养，至少在表面上可以不计名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甚至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以挽救芸芸众生。当然，到了现代的二十一世纪，一方面科学已经发展了，另一方面不能要求世俗的人像圣人那样，要赢得说教力，自然就需要动用其他的特长了。
Damasio撰写的《笛卡尔的错误》一书中明确提出我们的精神的家园是我们的脑以及躯体。Damasio一方面将情绪整合入认知神经科学的范畴，以致我们可以像理解视觉一样理解情绪。，第二他解决了意识的性质（Nature）问题 。他重要的贡献还在于指出脑和躯体，即心智和躯体是不可分割的。情绪引起的植物神经系统作用下产生的躯体标识机制（Somatic marker mechanism），是人内部环境在脑中的写象，它和外部环境经过感知在脑中形成的写象一起，相互协调、相互反馈作用而决定了我们的行为。情绪引起躯体标识机制是先于我们的高级思维而在进化中形成的，它也许就是我们意识和思维的基础。
可惜，在中国关注这一新的思想特征的学者还不如关心“后现代论”的人多，在处理许多精神领域的问题时，我们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了笛卡尔两元论的队伍，这是中国目前教育界对待此类问题的主流思潮。我是学工程科学出身的，自然对Damasio的思想容易产生共鸣。尽管两元论和还原论的争论还在进行，远未结束，但是持一种唯物的世界观，一种开放的态度，了解不同观点的态度，了解科学技术新进展的态度总是应该有的吧！
至少读一读这本《笛卡尔的错误》的书吧。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架起在心智、脑和教育学之间存在的鸿沟上的一座优美的桥梁。
发布于7月31日 5: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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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收到的第二本出版物是2005年11月在罗马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的会议录 - 《Globalization and Education（全球化与教育）》。这次会议是由梵蒂冈科学院和梵蒂冈社会科学院召开的。这两个科学院是世界上历史最老的科学院。细想起来，这也不奇怪，因为早期西方的一些哲学、科学出自于修道院里工作的修士，或与他们有密切关系的人。中世纪以后，科学才逐渐从宗教的樊篱中解脱出来，早期的大学也是和修道院在一起的。这两个科学院的秘书处设在梵蒂冈内，院士来自世界各地，主要是一些信奉天主教的著名科学家。我认识的一些在科学上很有成就的朋友是这个科学院的院士。如法国科学院副院长Qurer、法国科学院院士Lena，阿根廷科学院院士Battro。以及我们熟悉的李政道先生等。我猜想他们信教也许是一种道德和心灵平静的需要吧。
这次会议邀请了16位报告人，当然报告人中有许多不是这两个科学院的院士，包括我。发表的会议录中按6个专题刊载了会议的16篇发言，六个专题是：
1、 在全球化世界中进行教育的新方法
2、 通讯和信息技术的作用
3、 全球化对教育的影响
4、 移民和他们子女的教育
5、 教育和文化多样性
6、 教育和教育研究的人类学基础
在会议上发言的人有教育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新闻界的著名记者等。涉及到了许多不同的领域，如脑科学，心理科学，人类学、政治经济学、哲学、教育学等等，我以《全球化和文化独特性》作了发言。
会议达成了一些共识，并以几种文字，包括中文，发表了《全球化和教育》的宣言。这份关于全球化与教育的宣言基于会议的讨论，由雷纳（Lena）教授、马林沃（Malinvaud）教授和桑切斯（Sanchez）梵蒂冈科学院秘书长合写了一篇初稿，科学院院长卡比波（Cabibbo）、教授及巴特罗（Battro）教授、卡德纳（Gardner）教授、海德（Hide）教授、拉奇（Llach）教授、密特斯特拉斯（Mittelstrass）教授、拉米莱斯（Ramirez）教授，瑞恩（Ryan）教授和苏亚雷斯·奥罗斯科（Suarez Orosco）教授对文章初稿提出了修改意见，由作者们进一步讨论和修改后，最后由梵蒂冈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院士会议正式通过。
宣言的中文稿翻译得很好，可能是Lena院士的夫人桑绍华女士所作，除了有个别的学术术语可以商榷外，意思都译得很准确。因为版权的关系，我不能在这里全文引用。发表一点随想还是可以的。
首先，参加会议的人士都认为全球化的趋势不会逆转，它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都是巨大的，人类面对这种变革需要依靠教育的变革来应对，需要基于科学的研究。会议的发言和讨论都是严肃的、认真的，绝大多数都有实证性的研究工作，表现在所涉及的概念是明晰的，有数据或实证的例子，并在文章最后标明引用的参考资料。有的跟踪研究历时十几年，做得很仔细，和国内类似会议上发表的文章风格明显不同。
在宣言的一开始总结了会议的特点和共识：“正如所有的人类事务一样，教育也首先应基于人类的概念，接受教育者是人，传道授业者也是人。因此教育应首先回答这样一个关键问题：我们现今对人有什么样的了解？本次讨论会确立了如下目标：检视在一个不断全球化的世界中，教育何去何从。因此这一设想应基于我们目前关于人类的生物学和人类学知识，在文化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宗教、人类学和伦理价值普遍性的背景下与科学对话。”
这次活动给我的震动就在于此，原以为宗教是离开科学最远的，最保守的，可是会议却明确地接受了脑科学和人类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在与科学对话的基础上寻求教育改革的答案，并考虑人类的伦理责任。我国有哪一次教育会议能与科学的前沿距离这么近？
我在关于全球化和文化独特性问题中提到了费孝通先生关于文化自觉的观点。“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是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我记得这篇发言在过去我的博客中发表过。
如果我们一味的回到传统，不仅要做考试的大国，还要用信息技术来做考试的强国，把科举的传统继承得淋漓尽致：不仅要选美，还要选男，选好儿郎，把古代皇帝选妃的传统发挥得淋漓尽致；不仅要孩子三岁开始背古文，还得穿上马褂和带上老花眼镜，把秀才状元的传统发挥得淋漓尽致，如此等等。我不知道是否这些曾让我们败在强国手下的“武器”，在知识经济到来的世纪，又重新焕发青春，具有神话般的威力，让我们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合作中站起来，并且能站稳了（可千万别老说崛起了，没崛起就变成别人的评论或攻击对象了）。
在这里我特别想介绍加德勒的发言，不仅因为他具有的智慧和眼光，还因为他的多元智能理论在中国教育界有较大的影响，即使是被曲解了的多元智能理论，至今还有人在不断的发表论文和心得。我想告诉这些研究者，加德勒已经与时俱进了。《待续》
发布于6月21日 18: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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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收到了新出版的一本杂志和一本会议录，觉得值得介绍给更多的关心教育新进展的朋友。
杂志是由International Mind, Brain, and Education Society (国际心智、脑与教育学会) 出版的第一本学会的期刊：Journal of Mind, Brain, and Education， Volume 1， Number1， March 2007。期刊的主编是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研究生院的院长Kurt W. Fischer教授。副主编有代表拉丁美洲的阿根廷科学院的Antonio Battro博士; 代表北美洲的南加州大学的Mary H. I. Yang博士; 代表亚洲和太平洋区域的日本日立公司的Hideaki Koizumi博士; 代表欧洲的瑞士苏黎世高工（ETH）的E. Stern。编辑顾问委员会由27人组成，其中包括大家熟悉的Gardner博士。我是被列入顾问委员会唯一的中国成员。编辑部和顾问委员会的成员都是这几年在IMBES中积极参与活动的教育家和神经科学家。
IMBES成立于2003年，第一次会议是作为梵蒂冈科学院400周年纪念学术活动而举行的，同时举行的还有关于干细胞的学术会议。这种安排说明这两个领域的研究不仅在学术界，也在哲学界具有重大意义。以后。IMBES每年举行一次学术年会，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是特邀的，会议不公开征集论文。今年11月1-3日将会在美国Dallas附近召开IMBES第一次公开征集论文的年会，真希望我国教育界和科学界有更多人会关注和参加这个会议。
这本期刊的问世，再一次提示我们：教育和教育研究正在发生着里程碑式的变化，说明教育和心智、脑联系起来研究的方向尽管还处在初生的阶段，但是代表着未来的发展方向。在这第一期杂志中刊出了六篇文章，我把它们的标题翻译转载在下面：
1、 为什么要提出心智、脑和教育的研究？为什么是现在？
2、 我们感觉，因此我们学习。情感和社会神经科学与教育的关系
3、 普适基因组（Generalist Genes） ：与研究脑、心智和教育之间关系相联系的基因学
4、 基因组学如何为教育提供信息？
5、 走向精神世界科学研究的几个步骤
6、 是否拼写过程与分离的神经系统相对应？运用功能核磁共振成像，揭示在拼写中规则和记忆作用的新结果
大家可以通过Google搜索到连接的网页，下载原文，现在下载文章是免费的。这几篇文章值得一读。
在前几年IMBES成立的前后，我曾经以不同方式，多次呼吁国人重视这个新的方向，在我的博客中也多次写过，强调这不是“狼来了”的故事，我们应该赶快培养年青的跨学科的队伍，并加快向教育界和社会普及这方面的知识，这些意见在教育界和者甚寡。我的影响力能及得到的范围有限，我们组织了几次学术会议，主要的师范大学教育学方面的主流研究者很少有人问津。也许是我们自己的学术层次不够，也许是50多年来，我国的教育学始终按文科的学科方式培养人才和进行研究工作，对理科的内容觉得太生疏了，甚至认为太荒唐了。今年二月我应邀参加在日本召开的一个学术会议，我国一流的XX师范大学的XX教育研究所的所长在会上作的发言中，第一句就是“教育不是科学”。持这样的观点和MBE的研究方向当然是很难产生共鸣了。
学术问题大可不必争论，各干各的。但是教育和科技领导部门的态度却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掌握了权力和资源，他们的观点和看法影响着教育，决定着未来。他们也不理会那就麻烦大了。美国的老布什总统把上世纪最后的十年定为“脑的十年”，其主要目的不只是为了推动脑科学的研究，主要是为了要增加公民对脑的了解，提高公众对脑科学的认识，随之西欧和日本也执行了类似的计划，对教育界的教师、学生和家长普及了脑的知识，其重视和活跃的情况，上网一查就知道。我们即使现在启动这方面的普及工作，也已经晚了近二十年了，何况我们在脑科学、心理科学方面的研究基础很差。解放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心理科学的内容被认为是唯心的、资产阶级的，心理学系几乎从所有重点的综合大学中被取消（好像只有北大例外）。这几年教育界开始重视学生心理方面的问题了，但是恕我直言，真正是在做科学实证研究的不是很多，很多是把写文章注释的我国教育研究特有的方法沿袭过来了，更不要说联系到脑科学了。
这几天从报上看到，教育部体育卫生艺术司在中小学里推广交谊舞，引起了一些争论。我想这些持怀疑态度的家长一定是和我一样的老脑筋，只记得50年代学苏联时我们也跳过集体舞，不过那时学校里学生只跳集体舞，大人，主要好像还是进城的干部们喜欢跳交谊舞，那时的确通过跳交谊舞成就了不少好姻缘。现在时代不同了，孩子们愿意跳，就跳吧，教育部可能也不必要在这方面花太大的力气去推广，现在好玩的项目多着呢，哪像我们在50年代当学生的时候。我倒是希望教育部能花大力气普及有关脑科学的科学知识，增进学生的心理健康（包括对造出“心理素质”这个词；在学校大规模地填要收费的量表；由只培训过几个月的“心理咨询师”给学生建立心理档案等，是否妥当，应该讨论）。
此文有得罪人之处，敬请谅解。爱提意见的人常常自找苦吃。有位教授曾给我写过一封邮件，邮件中批评我“应该对人宽容一点”。对事不对人是否可以批评，特别是事关教育的事，事关孩子的事，恐怕宽容不得，将来谁对我们长大后的孩子宽容？！我自认为看到了问题而不说，于心不忍。 （待续）
发布于6月16日 15: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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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Kagen 和Fox对儿童气质的研究中，儿童气质的不同，主要表现在杏仁体对陌生事件的恐惧反应上。位于大脑边缘系统中的杏仁体是大脑中产生恐惧和焦虑最重要的组织。杏仁体常被称为情绪的发动机和计算机。杏仁体在脑中的位置可以参见脑与教育学习札记（8）中的附图。
杏仁体是一个复杂的核群。目前的研究揭示：它至少可以分成13个核《1》，主要的核团有侧核(LA, Lateral nucleus)、基核、副基核、内核和中心核。侧核、基核和副基核接受来自感觉皮层的信息。其中侧核是和丘脑连接重要的界面；而中核和内核接收来自内部核团的信息，是杏仁核连接脑干、副交感神经系统的主要输出界面（图1，这张图是从网上下载的，现在找不到原图出处）。
现在一般采用三种方法研究行为和脑之间关系：
1， 用动物作为模型来做试验：
2， 观察有脑解剖部位缺失病人的行为；
3， 运用一些新的技术对人脑进行检测。例如用功能核磁成像或正电子脑成象技术，对人脑进行扫描，获得表示当时脑活动区域的图像。也可以使用脑电测量仪、脑磁测量仪等等。
由于脑中对恐惧刺激处理的主要部位是杏仁体，它位于脑中颞叶部位边缘系统中，是人类在进化中保留下来的边缘系统中的主要部分之一，科学家认为，在对恐惧的经典的条件反射行为方面，人类和老鼠等动物比较相似。在动物的恐惧条件反射行为和杏仁体的关系，以及脑中杏仁体的工作回路方面，科学家进行过长期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在外界刺激下，杏仁体产生反应和处理恐惧信息神经回路工作的情况。
Joseph Ledoux在大鼠身上进行条件反射试验，确定了恐惧的处理回路《2》，我把它翻译和绘制在下面。
外部刺激到来时，分两条通路到达杏仁体。一条是直接的快速通道，从刺激源，经过丘脑，直接输入到杏仁体的侧核；另一条是从丘脑经过皮层，再输入杏仁体侧核。这两路信息不仅都输入到杏仁体的侧核，而且在动物实验中还发现，两个通道汇聚到位于侧核中的同一个神经元中。
这种并行的神经通道的存在有以下几个优点：
1， 存在着不经过皮层，而直接输入到杏仁体的通道，可以让杏仁体快速检测到外部环境中存在的威胁，以便作出快速反应。这是动物和人保护生命所需要的。
2， 可以使杏仁体处于预置状态，以对随之而来的，经皮层处理的信息进行评估和整合。例如说，听到一个很响的吵声，它足够在细胞水平上引起对杏仁体的警告，但是应采取怎么样的动作来对应，还需要听觉皮层来的信息，包括对外来吵声的位置、强度、性质的分析，才能决定如何行动。
3， 刺激信息先通到杏仁体，通过杏仁体到皮层的直接投射，可以影响认知系统。如将人的注意转到集中于外部威胁上。
经过侧核处理的信息，进一步通过在杏仁体内部的连接，传至基核和副基核，在那儿和输入到杏仁体的其他信息整合，传至杏仁体的输出界面----中心核。从基核和副基核也有投射通路到中心核，所以从侧核到中心核的通路也是多样的、并行的。从实验中测量到，外部条件刺激后不到15毫秒侧核神经元激活；而中心核要在30—50毫秒时才激活。这样的时间延迟，说明在杏仁体的输入和输出之间存在重要的信息处理过程。
从中心核的输出投射到脑干等处，引起身体各部分的应激反应，包括动作、交感系统、副交感系统、激素分泌系统和神经递质分泌系统等。如引起我们僵呆、逃跑、血压升高、应激激素可的松浓度上升等。其中下丘脑－ 垂体 － 肾上腺的通路，常称HPA轴，对儿童在慢性长期压力下的发育影响很大，以后我们可以专门讨论。同样的情况，不同的儿童杏仁体反应的激烈程度不一样，它引起不同系统，包括HPA轴的反应也不一样。
试验中发现，条件刺激会引起在侧核中类似于长时程增强（LTP）的神经元的效应，和类似于海马中NMDA受体的变化，在丘脑到杏仁体的输入通道上也有突触的变化，这意味着存在情绪的学习过程和情绪记忆。这些研究结果提示，不同的学习过程是大体相同的，只是发生的回路不同。
总之，杏仁体是恐惧回路中基本的部分。杏仁体是脑中产生恐惧情绪，以及具有神经可塑性的情绪学习和恐惧记忆的主要部位。它起两方面的作用：它首先决定直接呈现的刺激是否对生物体有威胁性，如果有较大的威胁，杏仁体必须指挥相应的行为反应，有关的自动反应和内分泌反应，以增加在危险中生存的几率。同时，杏仁体和脑中的感知系统、认知系统都有广泛的联系。杏仁体也可以通过投射到不同的激励系统，间接地影响知觉皮层对信息的处理，这就构成不同儿童的气质倾向主要的生物基础
人和动物不同，人有意识，所以我们只根据动物试验的结果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需要有来自直接对人的研究结果（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