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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做中学”科学教育实验给我们的启示
(摘要)
教育部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研究中心
国工程院院士
 韦钰20071119全国政协论坛

    

       中国政府一向十分重视教育的发展。最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再次强调提出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任务;在各级各类教育发展中指出要重视早期教育;在医疗卫生方面提出要发展妇幼卫生事业。

       中国在各级各类教育发展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九年义务教育已经普及到98% 以上的人口地区,高中阶段普及率59.8%,大学入学率达到适龄人口的22%,青壮年的文盲率降到了3.8%以下。如何提高教育质量,让我们的孩子健康、愉快地成长为既有道德,又有创新能力的新一  代。
    
       2001年开始中国教育部和中国科协共同发起了"做中学"科学教育实验项目,即在5-12岁儿童中进行基于动手的探究式科学教育,至今已经七年多了。项目从最初四个城市中的几十所幼儿园和小学,目前扩大到17个城市和农村近两千所学校和幼儿园。在进行这项教育改革的实验中,我们依靠了教育的科学研究,依靠了运用心智、脑与教育研究中的一些有用的知识,使对儿童的教育尽可能在实证科学的指导下进行。通过七年多来的研究和实践,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同时也凸现了需要在实证性科学研究支持下,建立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以开展早期儿童发展与学习项目的急迫性。

   
       例如:对人脑长期记忆形成的分子机理的揭示,使我们了解到脑是建构和重构的。这种建构的过程是基因和后天环境(家庭、学校、同伴、社区和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一个从受孕就开始的,从初级功能到高级功能的连续过程。对5-12岁的儿童,只要依据儿童脑发展的规律,在教师指导下儿童进行主动的学习,会比儿童自发地探究更为有效。从儿童的初始概念引入探究,从儿童身边的熟悉的事件出发进行探究,引入模型和概念框架进行探究,都是有效地促进儿童发展的途径。

      依据长期记忆具有两种不同类型:陈述性记忆和非陈述性记忆的科学研究发现,我们强调了需要保护儿童学习的好奇心和主动性,强调儿童社会情绪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培养的重要性。并把它们具体化到“做中学”科学教育实验项目的内容标准里去,落实在具体的案例设计中。根据中国儿童目前生长环境的特点,我们认为在社会情绪能力培养方面,要更注意同感能力(Empathy)和自尊自强性格(Self-Esteem)的培养。

      我们还针对某些儿童由于学业压力过大、早期教养忽视和先天基因倾向等原因,造成的性格内向倾向,强调了在成长过程中教师和家长应对这些儿童加强帮助和支持。我们发现幼儿园实验班的儿童在5岁时,已经形成明显不同的认知和情感类型,不同的发展轨迹。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差异,造成的发展不平衡已经十分突出。中国有句老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是有道理的。

       近几十年来,有关早期儿童发展的研究获得了很大的进展,特别是来自神经科学、发育心理学、分子生物学、人类学、教育和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揭示了早期儿童认知技能、健康、愉快的情绪,社会能力、健壮的身体和精神健康的发展奠定了人一生成功的基础。 它不仅影响儿童后继的学业,而且是他们一生事业上成功,成为负责的合格公民,具有良好行为习惯的先决条件。成年以后的发展、合作和守法行为都是建筑在儿童发展期形成的能力基础上的。儿童早期发展能否得到重视和关注,能否实现公平、健康和有效地发展,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实力与安全。对儿童早期发展的忽视和措施不当,即使有的方面以后可能能够弥补,也会付出大得多的代价。

       因而,我们认为应该十分关注5岁前儿童的早期发展和学习。儿童在0-6岁期间脑发展十分迅速,也是许多功能可塑性最好的时期。我们需要研究是什么因素造成了他们在5岁时的差别,我们在早期发展中可以给他们什么样的支持和帮助。例如,一些儿童发育和神经科学家提出的基因和气质的关系;、镜像神经元和儿童模仿的学习机理;儿童早期对周围世界的学习能力;对针对不同气质类型2—4岁儿童主动控制能力的培养等等。对这些迅速出现的有关儿童发展和教育的新知识,我们都需要认真地研究,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来进行发展和运用。

       参加我们实验的幼儿园还是极少的一部分,即使是能够进入幼儿园学习的孩子还不到适龄儿童的一半。有些幼教机构并没有采用基于科学依据的教育方法。有些政府机构认为早期发展不是政府的职责,把教育投资的关注重点放在高学历段等等。因此全国政协量和有关部委,召开一次高层专家论坛,明确儿童早期发展的重要性,对国家的早期儿童发展战略和政策制定提出建议,是十分及时和重要的举措。

      
       总之,教育是个人、家庭、民族和国家对未来最重要的投资,教育在为明天国家的安全、繁荣和昌盛奠定着最重要的基础。

 

    发布于2007年11月08日 06:13 | 评论数(14) 阅读数(9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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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肉牛 120.15.41.*** 发表于2015-01-17 03:06:24

不错的文章,内容惊涛骇浪.
oil paintings 219.139.128.*** 发表于2008-02-18 23:06:33

文章写的不错,很贴切
韦钰 221.223.48.*** 发表于2007-11-18 06:49:12

网友说得很对,教育要政府和社会支持,需要家长的参与与支持.我们在为此做一点有限的努力.

我现在的研究和实践集中在0-1岁儿童,特别是5-12岁儿童的科学教育.关于大学没有最近的研究工作,也没有精力和兴趣.只是希望任何教育的研究工作,一定要做科学研究,要承认教育是科学,科学是一种文化,一种在21世纪特别重要的文化.

沙发空 35.11.37.*** 发表于2007-11-15 03:56:03

前两年刚去世的法国思想家德里达说过:“大学存在于它企图思考的世界之中”,应当承担起责任,组织一种创造性的抵抗——“抵抗一切(对大学)的重占企图,抵抗一切其他形式的主权形态”。这说来容易,实际上却很难做到。作为大学教授,你乃“体制中人”,能深刻地自我反省吗?尤其在当代中国,谈论大学改革,涉及理想与现实、中国与西方、制度与精神、个人与国家等,远不只是制订若干“操作手册”那么简单。

世人引用苏轼的诗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时,多从进取的角度,强调自家确有所得。我则倾向于保守——即便有所见,也必定会遮蔽事情的另一面。这里牵涉的,不仅仅是思想立场,还有趣味、修养等。有些盲点容易意识到,有些则很难超越——比如缘于“学科”的偏见。

现在大家都谈大学,真的是“众声喧哗”;我的思路很明确,首先追问是谁在说、说什么、说给谁听。校长、教授、学生、家长、文化记者、教育学家、政府官员等,各有各的教育理念,各有各心目中“理想的大学”。这种职业、学科、方法、文体等的差异,直接影响我们谈论大学的视野与姿态。我很坦然,事先声明:这是一个大学教授(不是政府官员)、人文学者(不是经济学家),从“文化的观点”(不是“经济的观点”或“政治的观点”)来谈论作为一种组织形式的“大学”。

这里所说的“文化的观点”,是借鉴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主编的《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的思路。不是孤胆英雄包打天下,而是集合八个不同学科的学者,从历史的观点、政治的观点、经济的观点、组织的观点、地位的分析、文化的观点、大学的科学活动、政策的观点等来谈论现代大学。作者认为:“这八种想象和研究高等教育系统的方法,使我们更好地了解高等教育系统是怎样运转的,为什么这样运转,它们怎样和为什么与社会的某些其他部门联系起来。”

美国密歇根大学原校长詹姆斯·杜德斯达在其所撰《21世纪的大学》中称:“大学作为我们的文明中的一个社会机构保持了其辉煌而持久的地位。在一千多年中,大学不仅仅是知识的坚守人与传承者,曾经改变了它所在的社会,甚至成为变革中的巨大力量。”过去如此,将来也不例外——为了达成此伟大的目标,“我们需要在大学的内部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和更大的努力”。可是,“更深层次的反思”,我们做得到吗?大学有自身的利益,其继承传统与生产知识,并非绝无私心。或陷入繁琐的日常事务,或跳不出体制围城,我们能认真审视已成“庞然大物”的大学吗?有民间辛辣的讥讽(“这年头,教授摇唇鼓舌,四处赚钱,越来越像商人;商人现身讲坛,著书立说,越来越像教授”),有官员机智的辩解(中国教育的成绩和缺点,是“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也有不着边际的表扬或谩骂。总的趋势是:大学的公信力在下降,所谓的“师道尊严”,也正迅速沦丧。

作为人文学者,我希望以建设者的姿态、批判性的眼光,来“直面惨淡的人生”,谈论中国大学迫在眉睫的五个问题。

一、调整“大跃进”心态

去年年底,我曾撰文,答《国际先驱报》记者问,引马玉涛的成名曲《马儿啊,你慢些走》作为标题。可惜文章发表时,被裁成好几段,穿插进各种问答中。为何需要“慢些走”,并非像那歌里唱的,“要把这迷人的壮丽的景色看个够”,而是担心跑得太快,步伐不稳,那样会摔跤的。暂时停下来,或者放慢脚步,是为了更好地思考、反省、调整步伐。

办大学和办企业不一样,不可能立竿见影。人们常说“百年树人”,办学要有长远的眼光。都想今年投钱,明年见效,很快就“世界一流”,用办企业的思路来办大学,导致中国的大学教育中,普遍存在着急功近利的倾向。像填鸭子那样,填食、催肥、打激素,让大学迅速膨胀,这样做效果肯定不好。

最近十几年,中国的大学教育热火朝天,从上到下都在搞“大跃进”。好处是,大家都有干劲,想把大学办好;不好的呢,是大家都“迫不及待”。钱已经给了,怎么还没得诺贝尔奖?北大、清华怎么还不是世界一流呢?整天逼,逼急了,就会搞花架子;逼急了,学校就得造假。其实,中国的大学,只要认准目标,找准方向,不要走太多的弯路,步步为营,就一定能办好。

有些事情,不是不想做,而是做不到。现在的问题是,公众对大学倾注了过多的感情。这种相当情绪化的“关爱”,使得大学疲于应付,很难平静地思考涉及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以我的观察,所有的大学校长都怕传媒,其决策多少都受社会舆论的影响。过多的舆论关注,其实不是好事情。因为,公众不太了解大学运作的特点,大学该怎么办,困难在什么地方,路该如何走,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的。而且,公众特别希望你一口就吃成个大胖子。可你知道,要办成一流大学,并不容易。我承认,最近十几年,中国的大学教育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但这个进步不像公众想象得那么大。而且,你也别指望这种状态能在短时间内改观,比如,突然间杀出一匹黑马,让中国学人大长志气。期待太高,做不到,特失望,说话的口气就越来越峻急。

教育行政机关以及以媒体为代表的社会舆论,给大学带来了双重的压力。眼看着逼急了,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在“大干快上”。我有点担心,这样做,不踏实,不从容,效果不好。办大学,需要胆识,更需要汗水,老老实实地办,别老想着创造奇迹。具体到教学和科研,现在是,浮躁之气弥漫整个中国的大学校园。各种考核、评奖、争项目、夺排名,目不暇接,以致师生们没有了认真读书思考的时间。这感觉很不好。因为,心境浮躁,对于从事专深的学术研究非常不利。大学校园里,没有人散步,全都一路小跑,好像赶地铁,这样的氛围,对大学的长期发展不利。以前进了大学校园,会觉得很清静,现在进了校园,觉得和外面没有多少区别。如果教授和学生都无法沉潜把玩,只满足于零敲碎打,不可能出大成果。目前这个状态,基本上是制度逼出来的。大家都想把大学办好,可欲速则不达——不是说压力越大,管理越严,就越能出成果。

因此,我一直呼吁:给教授和学生们留点读书的时间,给大学留点成长的空间,这比拼命地拔苗助长、胡乱“掌声鼓励”要好。学现代史的都知道,五四运动中,蔡元培曾引《风俗通》中的一句话“杀君马者道旁儿”,作为辞职时的理由。以目前中国大学的水平,很难承受政府及公众迅速变成“世界一流”的期待与厚爱。还不如把脚步放缓,把路走正,那样的话,中国大学或许还能走出自己独特的风采。

二、反省过分“世俗化”倾向

北京大学1993年的拆南墙,以及2001年的重建南墙,都曾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事件。为什么?前者象征着北大走出象牙塔,从注重政治与学术,转向强调市场与社会。至于后者,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整治大学周边环境”,而是意识到此举确实冲击到北大的教学及科研水平,使得原本以学理深厚、思想自由见长的北大,也逐渐变得急功近利起来。十几年间,以北大为代表的中国大学,左冲右突,上下求索,努力在精神价值与世俗利益的巨大张力中,寻求尽可能稳妥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要说中国大学之过分“世俗化”,有几个观察角度:第一,强大的资本力量,凭借大笔捐款而影响大学的具体决策乃至办学宗旨,这样的例子,在中国还很少见。第二,大学为了“生产自救”,主动走向市场,筹办大小公司以及各种名目的培训班(如“董事长国学研修班”等),这方面,各大学各显神通,多少都有斩获。第三,教育行政力量强力介入,使得各大学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自主”。这是中国大学的特色,摆在面子上,谁都无法回避。第四,隐约存在着的学术与权力之间的相互交换,比如大学送现任官员博士头衔或教授职称(通过合法手段),敦请有魄力且有资源的退休官员出任院长或校长。后者现在很时髦,不说投桃报李,就算全都出于公心,此举在为大学带来丰厚人脉,使得其日后“好办事”的同时,也带进了某些官场气象,让大学里“行政主导”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正所谓“有样学样”,今天中国的大学,变得越来越像官场了。

前面提到的美国密歇根大学,因是公立大学,必须接受政府的检查与指导,校长及教授们抱怨“行政权力过度约束”,因此,杜德斯达在《21世纪的大学》第一章绪论中,专门讨论“政治力量对大学管理和使命的过分干预”。可他说的那些事,比起中国的大学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行政力量的过度干预,以及大学中人的曲意逢迎,导致今日中国一些大学混同于官场。风气陡变的结果是,大学校园再也不是清净之地,更谈不上“圣洁”二字。过于世俗化的,除了办学理念,还有教授、学生的精神面貌。大学中人,本应追求独立人格以及自由表达的权利,但在商业以及行政的双重压力下,这种“声音”已逐渐消失了。

这就说到人们常常议论的大学是否需要“围墙”。在我看来,围墙分有形的与无形的两种。有形的围墙,欧美各著名大学或根本没有,或不很明显;可不管置身于中小城市(如哈佛大学、海德堡大学),还是大都会(如哥伦比亚大学或巴黎四大),人家的校园都很幽静。而今日中国大学校园之“热闹”,让人叹为观止。我们的校园,有高大完整的围墙,但根本挡不住商业大潮以及世俗口号铺天盖地,以至你想“躲进小楼成一统”,都很难做到。大学与社会的“零距离接触”,以及高校的过分世俗化,使得围墙里头的教授与学生,都很难再有一颗平静的心,踏踏实实地做学问。

今年3月,我在《瞭望周刊》发表《大学以精神为最上》,批评当今中国的大学“太实际了”,没有超越职业训练的想象力。校长如此,教授如此,学生也不例外。“大楼”不能取代“大师”,这是目前大家谈得比较多的;我想补充的是,“学问”不等于“精神”,办大学,必须有超越技术层面的考虑。学校办得好不好,除了可以量化的论文、专利、获奖等,还得看这所大学教师及学生的精神状态。好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有明显的精神印记。记得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这样开篇的:“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请允许我套用:大学以精神为最上。有精神,则自成气象,自有人才。

三、警惕“标准化”迷思

大凡办教育的,都会承认,大学办得好不好,关键在于有没有个性。世界上不存在一个“标准的大学”。在流行“与国际接轨”口号的今日中国,办大学需要向西方学习,这已经是共识,可还必须记得:第一,大学要接地气;第二,大学要千姿百态。在我看来,对于一所大学来说,找准属于自己的位置与路向,比什么都重要。

其实校长们都很聪明,也很有事业心,但为何大学办得越来越没特色?在我看来,很大程度是被各种标准化的评估体系给逼出来的。从评个人到评群体,从评学问到评道德,无所不有。说句不中听的话,如何应付评估,已经成为一种“专业技能”。对此,学界有很多尖刻的嘲讽,我就不说了。

2007年7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的《学术不是评出来的》,那其实是一则旧文,两年前刊在一个杂志上,不知怎么被“发掘”出来了。我在文章中称:“我承认‘重奖之下,必有勇夫’,但不太相信评审之举能长学问。对于人文学者来说,独立思考的权利、淡定读书的心境以及从容研究的时间,是最为重要的。印象里,评奖最多的,是那些容易作假的行业。不信,你走进超市,随手拿起日用必需的油盐酱醋烟酒茶,包装袋上保准密密麻麻写着本产品荣获某某金奖银奖。越是不自信,越是质量没保证,越需要各种奖项来‘保驾护航’。”重刊旧文时,编辑删去了最后一段,那是一则逸事,著名哲学史家汤用彤得知其所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获大奖,竟很不领情,说:多少年来都是我给学生打分数,我的书要谁来评审!当代中国,还有这样极为自信、自尊、自重的学者吗?今天,我想追问的是,即便还有汤先生这样自信、自尊、自重的学者,他所在的大学会高兴吗?会不会动员他顾全大局,帮学校在评委面前说几句好话——起码不说坏话和怪话。

不是说中国的大学是独立王国,无须监督,也不能评估,而是目前没完没了的“评估”,以及越来越细的“指标”,使得各大学都紧盯着教育部的相关规定办学,不敢越雷池半步。其结果必定是,大学之间面貌迅速趋同。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种“标准化建设”,其背后的理念是“大一统教育模式”。以如此整齐划一的评估标准,去裁断五花八门的有着各种不同历史传统的大学,焉能不截长补短?我曾经提出,教育部管大学,不该“眉毛胡子一把抓”,而应“抓小放大”——跟政府管国有企业的思路“抓大放小”恰好相反。对水平较高的一流大学,不再做例行评估,而是给予足够的自我发展空间;而对于一些教学及科研水平不高的大学,则有必要通过制定统一标准,不时加以考核,促使其提升。

在我看来,目前让各大学应接不暇的评比,好处是大大改善了办学条件(因评估标准中有对于校舍、图书、设备等的具体要求),提升了若干原本不太合格的大学的办学水平;缺点则是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大学的雷同化倾向。不是每回都要求总结“办学特色”吗,怎么还会雷同呢?道理很简单,既然有了“标准答案”,谁都不敢怠慢,不造假已经很不错了,没有一所大学敢“另辟蹊径”的。于是,戏越演越认真,大家都逐渐进入了角色,久而久之,丧失了自我反省能力,全都对照各种评估标准来办大学——你要什么,我给什么;什么好看,就上什么。

所谓“大学传统”,都是在长期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往往利弊参半。如今为了总结提升,必须“去芜存精”,且“上纲上线”。抹去了真正有价值的需要认真体贴的特性,拿得上台面的,往往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宏论”。我有点担心,各大学关于“办学特色”的总结,很可能越说越离谱。原因是:第一,谁都希望政治正确且立意高远,这么一来,很容易“大而化之”。第二,集体讨论,力保万无一失,结果是磨平了所有的棱角。第三,各大学相互借鉴,挖空心思做文章,反而丧失了自家的特点。

就拿各校的校训来说吧,就是这么变得越来越雷同的。五四时期蔡元培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言简意赅,确实能体现北大的特点。上世纪80年代,我们改为“勤奋、严谨、求实、创新”,什么都有了,就是没特点。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又改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下子更好了,政治上特正确,可就是放在什么地方都合适。记得我当时略表异议,校长于是谆谆告诫:还是要“爱国”呀……

阅读网上广泛流传的“中国著名大学校训大全”,你不能不感慨:中国人的词汇以及想象力,实在太贫乏了。说来说去,就那么几句话。记得已故北大中文系教授、著名小说家吴组缃先生曾说过,宁愿被人说成是“司机”而不是“人”,因为,前者虽不准确,但还努力在抓特点,后者则几乎是不动脑筋。如此妙解,值得欣赏。

四、理解并尊重“学科文化”

作为一种组织文化,大学内部的复杂性,很可能超越我们原先的想象。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并非“一团和气”,很可能同样“问题成堆”。有政治立场的差异,有经济利益的纠葛,有长幼有序的代沟,还有性别的、宗教的、地位的区隔,但最顽固、最隐晦、最堂而皇之的,是“学科文化”在作怪。双方都“出于公心”,但就是说不到一起。不同学科的教授,对于学问之真假、好坏、大小的理解,很可能天差地别;而“学富五车”的学者们,一旦顶起牛来,真是“百折不回”。有时候是胸襟的问题,有时候则缘于学科文化的差异。

不同学科与专业之间存在着隔阂,这是知识生产制度化的必然产物。同一学科内部,经由长期的发展与演变,自然而然地形成一套被从业者广泛认可的概念术语、研究方法、表达方式等,外人很难理解,更不要说插嘴了。长期以往,学科与学科之间,由于理解以及沟通上的困难,很容易造成各自的偏见——你嘲笑我是“伪科学”,我说你那“根本不算学问”。各有各的学术视野,各有各的专业趣味,各有各的偶像崇拜,也各有各的自尊与自爱。当这些趣味不同、发展途径迥异的学科集合在一起,组成知识共同体“大学”时,必然会发生摩擦与碰撞。所谓“大学管理”,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大学内部进行有效的协调与整合。

将近半个世纪前,英国学者C·P·斯诺论述“两种文化”,当时影响很大,现在看来过于“粗犷”了。可反过来,不断强调每个学科乃至二级学科的“特殊性”,又太琐碎了。像盖夫和威尔逊那样,依据“各学科领域的学者教授在教育价值、教学方向和生活方式等文化问题上有重大的差别”,提出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专业学科的四分法,我以为大致可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文化之间毫无联系;实际上,每一个类别,每一个层次,都有相互重叠的领域。”另外,在具体运作时,不同学科之间,还可能“合纵连横”,组成不同的“统一战线”。在《人文学的困境、魅力及出路》中,我谈到今日中国大学校园之“分裂”局面:“今天中国大学校园里面‘学问的隔阂’,已不再是斯诺想象中的那种文科和理工科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文学和理科为一方,社会科学以及工科为另一方。换句话说,一种是追求学理,一种是强调应用。这两者之间,知识类型以及学术趣味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导致了学术理念的巨大分歧。”

如何准确描述、理解、善待这种“学科文化”,对于今日中国的大学管理者来说,是十分严峻的挑战。在我看来,专业化趋势不可逆转,所谓“跨学科”以及“学科交叉”,效果是很有限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学科边界”只会加强,不会消失。这么一来,大学校园里,不可避免地出现如下局面:不同的知识结构、多元的价值取向、迥异的生活趣味、松散的集合方式。

15年的大学改革,中国的大学逐渐从单科性质的学院向综合大学过渡,甚至出现了不少“巨型大学”,而对于校长们来说,如何协调不同学科的利益、处理好主导学科与辅助学科的关系,既实现卓有成效的管理,又不伤害原有的学科肌理,是个难题。不仅仅是所谓“一碗水端平”,不过分看重并偏袒自己所从事的学科,还得尽可能理解不同学科的思路、尊重其趣味与选择。举个例子,由工科院校扩展而来的综合大学,在建设文科时面临的最大陷阱,不是“没钱”,而是用工科的思维及管理方式来“大力扶持”。办大学没钱不行,但有了钱,也不见得就一定行。

承认不同学科各有其传统,决策时不宜“一刀切”,这当然限制了大学校长的权威以及行政管理的效率。伯顿·克拉克称:“不是因为权力过度分散和宏观失控而使整个系统陷入四分五裂的境地,就是因为过分强调秩序和组织的统一而导致权力的垄断,两者必居其一。不过,如果能够选择的话,前者的危害比较小,后者的危害则要大得多。”我希望略为补充:谈这个问题,新老大学应该分开。新大学亟须建立规矩与秩序,难免倾向于权力集中;老大学自有传统,已经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分权乃是明智之举。

面对如此纷纭复杂的局面,如何驾驭全局,协调不同的学科利益,这是大学管理中碰到的新问题。而目前中国的大学校长遴选,倾向于找“顶尖学者”。我认为,一流学者不该去当校长,为什么?可惜了!而且,当校长的,除了学术眼光,还需要管理才能。一流学者大都有强烈的学术兴趣,当了校长,放不下自己的研究,还在拼命争课题、带学生,这样一来,两头都做不好。在我看来,校长的主要任务是当伯乐,而不是自己争着去做千里马。一流学者大都性格坚强,认准方向后,不听劝阻,锲而不舍,一直走下去,才能取得如此成就。作为学者,这是优点;作为校长,则未必。过于强烈的学术背景,有时候会阻碍他们以平常心看待其他学科,弄不好还刚愎自用。

几年前,我写过一篇《“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谈论作为大学校长的蔡元培:现代学术的发展日趋专门化,因此,专家易得,通才难求。总揽大学全局的校长,需要的恰好是“通才”而非“专家”。看看蔡校长兴致盎然地谈论文学、史学、哲学、美术、音乐、政治、伦理、教育等,而且全都具备“高等常识”,你不能不佩服。这样的大学校长,方才配谈“兼容并包”。学识渊博而且兴趣广泛,才能有学术上的前瞻性与判断力,所谓“识鉴”,所谓“气度”,均以此为基础。

五、重建“校园文化”

所谓“校园文化”,本该包括学生社团、文体活动、师生关系、院系传统等。这里着重讲“大学城”里的“校园文化”。

我们今天谈论“校园文化”,必须面对一个尴尬的事实,那就是:各地政府花大价钱一次性建成的大学城,硬件都很好,但缺乏历史感和文化氛围。更要命的是,此举使得本就日渐疏远的师生关系,进一步恶化了。因为,目前各地所建的大学城,一般都不设教师住宅区,于是,教师上完课马上走人,要不赶不上学校的班车。傍晚时分,你在大学城走走,全是“朝气蓬勃”的脸孔,一点也没有梅贻琦所说的“大鱼带小鱼”的感觉。这样的“校园文化”,很不理想。

记得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过:“大学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是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学术勃发的世界。”这里所说的“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往”,包括同学之间的,也包括师生之间的。如今缺了后一种,全成了同龄人的对话与嬉戏,必定影响其精神成长的历程。

这个问题很严重,且带有普遍性,学界对此多有反省,我也在别的地方专门谈论过。除了抱怨与批评,我们还能做些什么?与其悬得过高,提出一些一看就无法落实的理想设计(如某大学规定,为每位本科生配备专门的指导教师),还不如老老实实承认,面对如此局面,我们能做的,就是“亡羊补牢”。

我的建议是:第一,各大学之间,相互开放课程并承认学分,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在紧邻的不同大学间自由选课(这本来就是设计大学城的初衷,但因教学管理以及“自尊心”等问题,很难真正落实)。第二,尽可能多地邀请各地著名学者,到大学城举办高水平的学术讲座,以弥补无法“亲炙大师”的缺陷。第三,要求教师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及趣味,尽可能参加学生的社团活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教授大都这么做)。第四,尽快完善校园网络建设,教会学生如何有效地利用互联网资源,而不是因噎废食,为防止学生沉湎网络而禁止带电脑进校园。

回到最初引用的杜德斯达所撰《21世纪的大学》,书中有这么一句:“我们必须坚信,大学教育更深层次的目标虽历经千年却从未改变,从未消失,因为它的意义至关重要。大学扩展并发掘了人类的潜力,使人类的智慧与文化代代相传,并创造出了影响未来的知识。”我们的任务是:坚守大学理念,但又努力促使其适应时代的变化,在过去与未来、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张力中,尽可能兼顾知识生产、社会效应以及精神价值。

zhaolei 60.167.191.*** 发表于2007-11-14 22:52:42

老师,您好!

看您的文章,感受您的工作。

小郭 59.67.128.*** 发表于2007-11-14 21:22:59

韦部长你好

我是 一名在校博士 我想向你咨询一个问题

我们的补助是很多年前规定的 现在博士还是每个月300元 现在为了上学还要继续为生计犯愁 为啥国家不调整博士补助呢?

shiyubaobao 发表于2007-11-14 12:50:21

初为父母的我们,的确在为怎样教育子女很盲目,有这样一个平台给我们做指导,真的很及时.
远日点教育群落 222.160.144.*** 发表于2007-11-14 12:03:15

教育是个人、家庭、民族和国家对未来最重要的投资,教育在为明天国家的安全、繁荣和昌盛奠定着最重要的基础。 赞你的观点!!!

但是教育决不是教育行业自己来做的事!!现在很多事情都是教育自己来做,能做好吗??现在我发现教育出了问题什么人都可以来指责与评论——这是因为教育关系千家万户!!但是为教育出力的人却只有教育行业自己!!能做好教育?——教育是社会问题呀!!

我们的政府是不是在这方面再下点力气呀?

无名 220.173.132.*** 发表于2007-11-13 11:59:03

比较教育是个啥?

有比较吗?怎么比较的?

鄙人粗陋,看到的多是编译国外教育资料而已

bpding 202.108.128.*** 发表于2007-11-10 15:08:10

韦老师在很多场合都大力倡导教育的科学研究(或实证性科学研究)。对此,我在原则上支持和同意。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研究缺乏实证精神、实证方法,及实证研究的成果。与西方国家的教育研究比较起来,我国教育类学术期刊发表的实证性教育研究的成果确实比例很小。我希望看到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朝着更多的实证性研究发展,改变目前实证性研究与非实证性研究比例失调的局面。但希望归希望,由于传统的惯性力量,恐怕需要较长的时间才有可能发生转变。

不过,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常常想:是不是完全靠实证性的教育科学研究就能使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更为密切?是不是教育研究就不需要其他类型的研究?从教育科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实证性的教育(科)学研究至少在西方教育学史上就不绝如缕,到20世纪60年代达到高潮,连比较教育学都有一些著名的学者提倡和践行比较教育的科学研究(如美国比较教育学者诺亚和埃克斯坦试图建立“比较教育的科学”(Toward a science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1969)。可是,西方的教育研究范式在70年代后却主流是从定量的、实验的、基于严格实证性科学研究的模式转向定性的(qualitative)、自然性的(naturalistic)、现象学与解释学的人文性的研究模式。到20世纪90年代,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院长在讨论美国教育科学发展史时还把自己的一本著作题名为《一门捉摸不定的科学》(An elusive science)。

教育在本质上是一门人文科学。这里,我们要把“科学”界定为超越“实证科学”的东西,即在德文意义上的“科学”(如“精神科学”、“人文科学”等),而不是英语世界里经验主义(empiricalism)和实证主义(positivism)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因此,我以为我们既需要经验性的研究(empirical research)或实证性的研究,也需要理论性的研究或思辩性的研究。前者积累知识,后者开辟新的方向或范式;即在一定的理论范式下进行经验性的或实证性的研究,而经验性研究的突破又产生新的理论范式。

所以这两类研究是并行不悖的。

欧三 220.179.178.*** 发表于2007-11-10 09:08:29

终于找到了这么好的文章,我得慢慢的欣赏.
f 221.219.244.*** 发表于2007-11-08 23:18:20

恳望打开搜索引擎google(谷歌)的“资讯”按钮,或者百度的“新闻”按钮,在搜索条中带着引号,请输入一大串标题中的这几个关键字“行万里路效果出奇好”,搜出来的那篇中国青年报等许多官方网站刊发的文章,建议你下载一读,着实生动感人,对人具有很大的教育启迪作用,不妨权作茶余饭后的一点雅致消遣。
马莉霞 125.120.26.*** 发表于2007-11-08 22:39:08

韦先生:

  您好!(请允许我这样称呼您.)知道您的博客后一口气看了几个晚上,很震撼!谢谢您老的无私和博爱!真希望我们的政府官员都能来看看您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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