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钰的个人BLOG

在当前的教育领域里，把学生的主动学习理解为学生的自主学习是不正确的。

我个人同意孩子的社会情绪能力，而不是他们的学业成绩，是孩子未来是否成功的最好预示。

现在的教育几乎就是一股脑儿的教育，孩子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学习，仅仅就是为了获取高分，博得家长老师的偏爱，这似乎就成了他们的成就动机。但这不能使孩子发自内心的去获取知识，更多的是外在的压力迫使自己去获得他人的认可。

我想要是教育改革能从思想上进行改革 或许会对孩子的独立性以及未来有更好的目标有很好的帮助。否则还是会这么一个现象“上大学之前，多数孩子没得玩，上了大学之后，多数孩子没有不去玩的”。

首先需要想明白什么是对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当学校的教育和这个目标一致时，支持学校；当学校教育和这个目标不一致时，如果孩子不受伤害，或伤害还不很大，不做干预；如果认为孩子会受到较大伤害，设法避免，但最好不要影响老师的威信；认为对孩子有好处的，但是目前教育中缺乏的，尽量弥补。

理想是这样，但不知能否有效。

应该有一个免费的儿童教育的地方.所有费用都是靠自发的捐助(我认为这个不难,高尚是可以传染的,而且大人对孩子的爱还是不一样的)儿童教育不再是传统的幼师教孩子.应该有更多的科学家,教育家,哲学家,艺术家，品德良好的人等等来给孩子上课.其实好的教育精髓就是爱!因为跟孩子们在一起并且和金钱利益不挂钩,所有捐助的人和给孩子们讲课的人都会不由自主的变得非常高尚!!!并且传染给他身边的人.我认为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等到更多的人甚至全社会认识到了儿童教育的重要性后,那么……。我想不到更好的词了，总之那一定非常好！如果您到，请原谅我说话的方式，我是想到哪就说到哪的人，也没什么文化！我电话：15811264689 sqtdwbj@126.com如果您觉得我说话有些不知天高地厚，就原谅我吧！

再有就是费用的问题,我认为教育就应该是一种福利,如果好的教育不能普及不能更早的去实践,那会耽误多少孩子的成长呀!可这关系到了金钱了,好的学校费用总是那么高,我前段日子看了一个老师写的书,写得非常好,我当然简直崇拜他了,后来我就有意让我侄女去她开的学校,学费却高得离谱!!!!气!!!!!

只是研究和实践总还是有一定距离!希望这些知识能得到推广,有更多的实践!实践出真知

hbyq@qq.com

每年各大学、研究机构都拿着纳税人的大量钱财（工资、奖金以及各种福利），可是究竟搞出了些什么东西？几乎从来就没有对纳税人有个交代，如果是实在是做不出、拿不出手，坦白说出来承认自己的无能也就算了，至少还有诚实的品德；另一方面也可以让纳税人明白研究的难处，体谅到研究的艰辛（这前一部份是针对在大学或研究机构里拿着纳税人的资助－－也就是平常常说的国家工资及拨款－－做研究的人来说的）。另外，这话可能有点过，委屈了部份真正搞研究的人，因为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时，可是要自己掏钱出版面费的（实际上最终出钱的还是纳税人，因为单位通常都会报销这部分费用，如果发表的期刊或杂志级别比较高，甚至还有奖励），他们得到的稿酬与版面费相加是负数，因为版面费远高于稿费。而出资研究的纳税人想得到这些信息却必须从出版商处购买这些资料，更多的时候公众根本就无从知晓研究成果，而那些真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就丧失了一部份实现产业化的机会。

明白人看了上一段话立刻就能意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如今的学术出版商已经成为了妨碍科学研究和传播、成了阻碍科技进步的绊脚石。因此，改善我国当前科学研究现状，首要的一个任务就是改革当前的学术出版机制，在如今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已经可以实现以极低的成本来完成知识传播的过程，因而就再没有理由依此（指出版的成本高）为借口向纳税人伸手要钱，以目前的现状，甚至可以说这些期刊和出版商已经成为我国科技进步道路上的拦路抢劫团伙。如何化解这一利益集团，促进我国科技的快速发展是我国当前面临的一个较为紧迫的任务。

这样的机构如：中国知网（www.cnki.net）、重庆维普（www.cqvip.com）、清华同方以及等等期刊

每年各大学、研究机构都拿着纳税人的大量钱财（工资、奖金以及各种福利），可是究竟搞出了些什么东西？几乎从来就没有对纳税人有个交代，如果是实在是做不出、拿不出手，坦白说出来承认自己的无能也就算了，至少还有诚实的品德；另一方面也可以让纳税人明白研究的难处，体谅到研究的艰辛（这前一部份是针对在大学或研究机构里拿着纳税人的资助－－也就是平常常说的国家工资及拨款－－做研究的人来说的）。另外，这话可能有点过，委屈了部份真正搞研究的人，因为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时，可是要自己掏钱出版面费的（实际上最终出钱的还是纳税人，因为单位通常都会报销这部分费用，如果发表的期刊或杂志级别比较高，甚至还有奖励），他们得到的稿酬与版面费相加是负数，因为版面费远高于稿费。而出资研究的纳税人想得到这些信息却必须从出版商处购买这些资料，更多的时候公众根本就无从知晓研究成果，而那些真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就丧失了一部份实现产业化的机会。

明白人看了上一段话立刻就能意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如今的学术出版商已经成为了妨碍科学研究和传播、成了阻碍科技进步的绊脚石。因此，改善我国当前科学研究现状，首要的一个任务就是改革当前的学术出版机制，在如今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已经可以实现以极低的成本来完成知识传播的过程，因而就再没有理由依此（指出版的成本高）为借口向纳税人伸手要钱，以目前的现状，甚至可以说这些期刊和出版商已经成为我国科技进步道路上的拦路抢劫团伙。如何化解这一利益集团，促进我国科技的快速发展是我国当前面临的一个较为紧迫的任务。

作为个体的我们是物质与意识共同存在的统一体，我们存在与世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我们在生命短短的岁月里来世一遭为了什么，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不知有多少哲人科学家追寻过这个问题的答案，有物化的名利物质世界，有自我实现的精神世界……答案有许多种，但我却想归纳出一个答案：

人生的意义------就是享受快乐的过程。

快乐是衡量一个人生活的唯一标准，也是最终的目的。

一谈到人生，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工作。但学习知识是我们寻找快乐的工具，而工作则是我们实现快乐的载体。知识的存在意义在于让我们能够明了什么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快乐，以及我们如何实现的方式方法。而工作则是运用知识实现快乐享受体验快乐的过程。

人生就是将外在的事物内化为我们自身体验快乐的过程。

二、教育的意义

学校是教会学生如何寻求快乐的地方，教育的意义在于如何启发学生明了对于自己来说对于别人来说什么是正确的有益的有利于生存的快乐，以及追求快乐的方式方法。这个帮助学生认知快乐追寻快乐的方法过程就是施教的内容。

传统的教育注重学生对于知识掌握多少正确与否的关注，而不去关注学生存在的快乐度，以至于有的人迷失了正确有益有利于生存的快乐标准，以杀人抢劫放火为快乐，他们在学校里所学的知识与技能，反而成了他们制造悲剧的工具，而我们的教育则在其中扮演了帮凶的角色。

对于一个人来说，学习掌握多少知识与技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要有正确的快乐观，在其短暂的生命旅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以及在这个快乐的轨道上享受体验。

三、 因材施教新解

传统意义上的因材施教是指老师根据学生不同的特点来开展针对性的施教过程，以达到最优化提高学生成才效率的目的。我个人认为这种解释太过笼统，对于教师来说，其如何判断学生的“材”，对于判断这个“材”教师又是以什么来作为衡量标准呢？

一位教师即便是发现了学生的“材”，那么其就应该对之进行因材施教吗？依照教育存在的意义，显然是不行的。因为道理很简单，比如一位学生有跳高的天赋，依照传统因材施教的教育观念，应该是对其进行相对应的教育培养。但问题的关键不是我们是否发现了学生的“材”，关键在于我们的教师是否发现了学生的快乐。如果这位拥有跳高天赋的学生本身对于跳高的运动不感兴趣，在这方面没有快乐的冲动，那么我们的教育应该如何呢？

因材施教中的“材”，个人认为应该如下定义：指学生产生快乐的某一事情所投入的激情。

一旦学习的过程离开了快乐的内涵，那么为学知识而学知识则成必然，当我们用学生掌握知识的多少技能的优劣来衡量之时，那么实现中只有极少部分的学生体验在快乐中。而这样的教育结果显然不符合我们教育的初衷。

做中学是否基于学生快乐教育呢，如果还是在不断提高学生学习掌握多少知识如何更有效率地学习上，可能还是背离教育的初衷。

2007年12月07日14:03 来源：《南方周末》

编者按：“两弹一星”是中国科技史上的一个奇迹，它的成功得益于在特殊历史环境下宽松民主的研究氛围。面对日益改善的科技条件,今天的老科学家却开始怀念和呼唤那个曾经逝去的年代。中国科技界目前最大的弊病是什么？它将会对中国科技未来的发展产生怎样消极的影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科院前院长周光召接受了专访。

■现在，反倒经常出现两种不开放的情况：一是缺乏学术民主的氛围，往往是院士或领导一讲话，就再没有人敢讲话了；二是实行不必要的封锁，大家都生怕自己的想法被别人知道了。

■部门之间、学科之间的协作和交流越来越少了，更不用说激烈的争论。

■ 几十年来，我们一会儿强调基础研究，一会儿强调应用研究，而且常常矫枉过正。

研制核武器是科学家报效祖国的一种方式

“那个时候，没有上下级的概念，没有干部、群众的区别，没有知识分子和工人、军人的区别，大家都是一条心：要把核武器做出来。”

记者：说到科技创新，总会提到中国成立之初开始的 “两弹一星”工程，作为亲历者，您认为，在当时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中国科学家为什么能取得成功？

周光召：解放之初，全社会形成了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的氛围，吸引了数万名知识分子从海外归来——这些人的回国，不仅仅是因为向往新中国，也是被当时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所吸引。而且，除了周恩来、聂荣臻、陈毅等领导人真心实意地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外，中国政府还对核武器研制进行了战略部署。所以，当我们回顾中国核武器研制的成就时，不可以忘掉这段历史。正是当时整个社会尊重科学和知识的氛围，培养出了一大批新中国自己的技术骨干 ——参加“两弹一星”研制的一大批人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我自己就是在1954年毕业，走上科研道路，加入这一队伍，逐渐成熟起来的。

当然，这中间也经历了曲折。1958年开始的“反右”和“大跃进”等运动，完全破坏了科学研究的秩序和应该遵循的规律，使得整个社会丧失了科学精神。那个时候，刮起了粮食亩产几万斤、十几万斤的浮夸风；大炼钢铁运动中，仿佛完全不需要知识就可以炼出钢铁……解放初期形成的良好科学研究的氛围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被破坏殆尽。

直到1961年，这种情况才得以纠正。那一年，聂荣臻副总理提出了著名的《科研十四条》，恢复对科学、知识的尊重，重新凝聚起知识分子，让他们把精力放到研究中。1962年，陈毅副总理在“广州会议”上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代表党和政府向知识分子致歉。经过了前段时间的破坏，科研环境的恢复和科研秩序的重建工作非常艰难。聂荣臻亲自到研究所，检查实验室，帮助制订实验室管理规则，他的要求细致到“要保持实验室清洁”等。

记者：中国发展核武器，除了苏联专家早期的帮助外，主要是依靠中国自己的科学家独立研究。而且，当时从事两弹研制的中国科学家都非常年轻。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周光召：和所有爱国志士一样，中国科学家也有一个心愿：希望中国繁荣强大。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但我们在世界上，还是被很多人看不起。因此，研制核武器就成为科学家们报效祖国的一种方式。毛泽东和陈毅都曾讲过，有了核武器，我们的外交工作才好做，也是这个原因。

这支队伍从组建开始，就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团队精神。那个时候，没有上下级的概念，没有干部、群众的区别，没有知识分子和工人、军人的区别，大家都是一条心：要把核武器做出来。这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自己能为祖国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软环境不好

我们有没有建立能够激发所有人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创新环境？我们有没有一个目标能够把大家凝聚在一起？

记者：现在，我们科研人员的科研和生活条件都改善了很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怎么借鉴“两弹一星”成功的宝贵经验，提高中国的科研水平？

周光召：其实，不仅仅是核武器，新中国的很多科技创新，都是在物质条件相当差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因为有科研工作者们这种报效国家和按照科学规律办事的精神。当然，过分夸大精神的力量，就会出现“大跃进”那样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的运动，造成严重的后果。但在物质条件相对较差的时候，精神还是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是中国，世界范围也是这样，上世纪科学界最重要的三个发现：相对论、量子力学、DNA的双螺旋结构，都是在相对困难的条件下产生的。

现在，一提到我们的科技创造力低，首先埋怨的就是投入不够。我认为，硬环境的创造，比如投资、设备、基础设施建设等，是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但绝不是充分条件。更重要的是软环境的建设。我们要问：现在的科研选题，是不是针对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我们是不是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到了这些重大问题上？我们有没有建立能够激发所有人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创新环境？有没有一个目标能够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如果没有超前的战略部署，没有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要想取得重大科学成就，是很困难的。最多是做一些枝节性的论文，或者在人家的重大发现基础上去做一些渐进性的改进。

我们都知道，美国获得的诺贝尔奖是最多的，这与它的教育和科研体系有很大关系，也就是说与它的软环境有很大关系。但美国模式也不能简单地复制，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应该有自己的特点。比如说德国，在一战后最困难的时期，形成了量子力学。二战后，有影响的犹太籍科学家都已离开，德国分裂成东德和西德，经济被摧毁，国家面临空前困难。德国科学界在很差的条件下，一方面不断争取政府增加投入，一方面团结德国科学家，一步一个脚印地坚持创新。在那里，你很少看到急于求成的浮躁心理。近年来，德国人获得的诺贝尔奖也逐渐多了起来。

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颠覆性创新

现在，部门之间、学科之间的协作和交流越来越少了，更不用说激烈的争论。

记者：你一直强调营造科学研究的软环境和创新的软环境，软环境究竟包含哪些内容？

周光召：回顾“两弹一星”的研究，那时候团队精神和学术民主的氛围都很好。拿今天的话来说，是软环境很好。当时，我们完全是针对问题本身展开各种讨论甚至争论，根本没有等级和身份方面的顾虑和限制。大家都积极地提出自己的想法，希望自己的想法被大家讨论，早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现在，这种情况很难看到了，反倒经常出现两种不开放的情况：一是缺乏学术民主的氛围，往往是院士或领导一讲话，就再没有人敢讲话了；二是实行不必要的封锁，大家都生怕自己的想法被别人知道了。

事实上，要完成重大课题的研究，就需要很多学科的专家共同参与。“两弹一星”是这样，刚刚发射的“嫦娥一号”也是这样。但现在，部门之间、学科之间的协作和交流越来越少了，更不用说激烈的争论。而当年我们没有上下级之分，也没有说谁是教授谁是刚毕业的学生，大家都可以大胆提出自己的想法，进行争论。

现在大家都在提创新，一般来说，创新分为两种，一种是渐进性创新，一种是颠覆性创新。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颠覆性创新。今年是半导体发明60周年，同时也是超导理论发现50周年。有一位科学家在这两个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两次获得诺贝尔奖，他就是巴丁。巴丁很聪明，但他和社会是融合在一起的。他会去适应社会，比如去搞地质勘探、当海军等，都很出色，但最后他放弃了这些高薪工作，绕回到自己喜欢的领域。而现在有的人却很脆弱，经历这样一番波折，可能就不行了。

记者：你举巴丁这个例子，给人启发。但在营造创新环境中，怎么处理好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却是一道难题。

周光召：出现这样的问题，和我们以前的措施有关系。我们总是抓住复杂问题中的某一方面进行强调，但很多东西强调过头，就会走到反面去了。比如说，在很长时间内，我们的很多奖励都给了集体，但强调集体过头了，就扼杀了个人的积极性；后来我们又只奖励个人，只突出个人的成就，这就产生了另一方面的影响：在需要形成强大的科研团队时，不利于凝聚一大批人，去解决复杂的科研难题，因为每个人都可能会考虑自己在团队中的位置，能不能得奖。如果不在得奖之列，就很可能失去参与这件事的积极性。其实，这个问题在世界范围内也存在，也有可借鉴例子和解决办法，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奖给了一位个人（戈尔）和一个集体（IPCC），这可不可以供我们参考呢？

处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几十年来，我们一会儿强调基础研究，一会儿强调应用研究，而且常常矫枉过正。强调基础研究，就一切都以论文发表为标准；强调应用研究的时候，又要求所有的研究所开门办所，到工厂中去找课题。这种跷跷板式处理问题的方式不行，恐怕要考虑平衡木式的处理方式。

［作者为《环球科学》（“科学美国人”中文版）杂志社社长］

汉博中心现在进行"做中学"科学教育实验的经费来自美国GE基金会和李嘉诚基金会的捐款.我自己不愿申请任何国家项目.

1、基于认真的实证性科学研究；

2，根据国家标准进行，而不是另设标准；

3，有利于促进教育发展。

　　请您建议国家把普通话的常用字表和常用词语制作成录音带和光盘。然后发给各小学学校。让学生的感官，如视觉和听觉，重复地受到外部的刺激，或是受到强的刺激时，突触会产生一个信号，激活含在神经元胞体中CERB蛋白．．．学生学习汉字的效果岂不很好。

　　最近，在汤姆森的实验室工作学习的俞君英以第一作者和共通讯作者的名义

在科学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报道了他们的研究组在干细胞研究方面取得的伟大成

就，这自然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因为人类在利用干细胞治疗疾病的征途中又

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不可否认，俞君英在这一研究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的确是为中国人民

争了一点光。但是，国内媒体的宣传也有一点太让中国人汗颜了。似乎这功劳全

是俞君英一个人的。而且十分强调，俞是中国人，俞是北大毕业的。

　　其实，中国的干细胞研究队伍也十分庞大，政府投资的钱也不少，究竟中国

人，中国的科学家怎么了，在干细胞的研究中好像没有一点声息。这就应了，橘

生淮北则为枳的那个谚语。我想，中国的政府，领导人，尤其是科技部门的负责

人，科学院，大学，拿了这个项目的那些科技工作者，首先得脸红一下。特别是

那个执政党的领导，更应当问一问，为什么自己养的鸡在自己的屋里不会下蛋，

一到人家家里就能下个大蛋，金蛋。

　　还有那些传媒人，再不要急着给自己祖国的脸上贴金。这样做，只能骗骗中

国人。让内行人一看，反倒笑掉大牙。明明是人家实验室的成果，你抢什么功呀？

俞君英只是人家研究室的一名博士后工作人员，她的一切工作还得在汤姆森教授

的掌控指导之下。汤是指挥员，俞是战士。点子是人家汤姆森出的。何况整个实

验室参加这一研究的，不算技术员，署名的就有12人之多。这样一个团队可都是

人家汤姆森指挥安排的。再说，要做这一工作，没有实验室的原来积累，也不可

能做出来的。

　　从这一件事情上也能看出来，中国传媒浮躁到什么程度。中国传媒的这种浮

躁是戕害中国人的毒药。当年的大跃进就是这种情绪煽动起来的，现在中国人坐

不下来，不能安安静静的做事，整天只想着GDP，也是这种情绪煽动起来的。